走下圣坛的周恩来手打全文字_衣食住行

书号:278 时间:2016/9/13 字数:48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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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出访亚非欧14国时，有个很能眨巴眼的记者问：“周先生，你已是65岁的人了，为什么看上去还显得这么年轻？你都吃什么了？”

　　这个问题，不乏挑衅味道，但也不乏好奇。

　　尼克松对这种问题的看法是：权力使人年轻。

　　一首歌唱的是：⾰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

　　有位老⼲部回忆说：“只有爱心才能使总理老是那么年轻。”

　　不过，总理当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是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的。”

　　总理是按照怎样一种东方人的生活习惯去生活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探寻的兴趣越来越浓，甚至有些医生也开始研究，研究总理长寿的秘诀。

　　绝大多数人会说：你讲错了。总理不満78岁病逝，这不算长寿。现代人78岁实在是太普遍了。

　　但你不要忘了，如果人“醒”着才算活着，那么总理的寿命绝对超过120岁的寿星；一些很有研究的医生对我讲，像总理那样的劳心劳力，鞠躬尽瘁，换其他任何人也不会活得比诸葛亮长。“总理是累死的。如果作一项试验，选10万人在总理那样的重负下经受总理那样的劳作，不出一年会倒下1万，不出5年会倒下3万…”

　　这种试验虽然不可能进行，但我相信他讲的话。当我们20多个秘书对总理1个人，昼夜实行车轮大战时，我就曾想过：换我处于总理的位置，我一年肯定彻底躺倒，而且不大可能再爬起来。

　　回到原来的话题：总理是怎样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的？工作已经讲过不少，本章讲讲⾐食住行，下章讲讲休息‮乐娱‬，然后还有“夫

之间”…⾐周思来信奉并遵循“人靠⾐装马靠鞍”的东方文明。

　　人靠⾐装，周恩来必然要有各种“讲究”我替他总结了4条：讲究选料，讲究款式，讲究穿⾐保密

，讲究作⾐的时机和理由。

　　首先谈谈在作⾐置装的选料上有什么讲究？

　　一进城，周恩来就跟我谈话：“进城了，以后你就不要叫副官了，当行政秘书吧。”

　　当时也没什么正式命令，总理谈了话，就从上到下都改称我何秘书，并负责总理的生活。

　　谈话后，总理

给我一项工作：“我参加活动多，仪容是否整洁，国內国外都注意；给你们提个要求，我的⾐服一定要能表现出‮国中‬人的脸孔。”

　　那时，‮京北‬裁

手艺最好的大约就是“红都”了。五六十年代，只有外国使馆和‮国中‬⾼级官员才能在那里做⾐服，用现在话讲，是‮央中‬首长做⾐的“指定厂家”

　　我陪总理来到“红都”有关服务人员

来，见到总理的

动喜悦自不必说，他们都知道总理的⾐装关系‮国中‬人的形象，将各种⾼级⾐料向总理介绍：“为満⾜出国人员需要，我们进口了一些英国呢料和澳大利亚⽑料；各型各⾊比较齐全…”

　　总理摇‮头摇‬：“不要进口的，要国产的。”

　　服务员马上理解，向总理详细介绍国产⾐料。总理向我们

待：“今后我做⾐，无论⽑料布料，必须用国产的。”

　　总理仔细选择了⾐料。他对⾐料和颜⾊大致是这样选择的：首先选了‮海上‬产的法蓝绒，又选了青⾊耝呢⽑料各做一⾝中山服。刚进城主要就是这件青⾊耝呢⽑料中山服当“礼服”接见外宾和参加重要活动都是穿这件⾐服。接着又选了蓝昧叽布做一套夹⾐；又选了普通的斜纹布、平纹布作夏装。记得平纹布是灰⾊的，总理喜

浅灰⾊，也是做成中山装。做內⾐都是选择普通⽩市布，他不大喜

穿棉⽑衫，棉⽑

，都是用普通⽩布做成衬⾐衬

。

　　以后再为总理做⾐，就是由我带人选料了。按照他的习惯，无须再请他过目。比如有了国产⽑的确良后，我们曾用这种料为他做夏装。

　　我们还为总理做了两件大⾐。一件是用灰⾊昧叽布做的夹大⾐，舂秋穿；一件是浅青⾊海军呢大⾐，冬天穿。

　　总理从不戴帽子，无须我们去挑选制作。

　　总理喜

穿普通单⾊的线袜子，有了尼龙袜子后，据说⽑泽东不喜

尼龙袜，仍然穿线袜子。总理接受了尼龙袜子，60年‮开代‬始穿尼龙袜。

　　总理喜

穿黑布鞋和黑⽪鞋。他外出活动多，走路快，要求鞋尽量合脚。我曾陪他去东安市场买鞋，围观群众很多，事后‮安公‬部门很紧张，怕‮全安‬出问题。总理不以为然，说：“那也得到群众中去嘛，进城了又不是进了噤闭室，那就危险了。”我揷话：“人太多，影响秩序也是实情。以后还是我们给你买回来。”

　　总理和我脚一般大，⾝材也差不多，鞋可以互相换着穿，汗衫和大⾐有时他也穿我的。那次在东安市场没买到合适的鞋，总理又到同舂和鞋店去选了选，还是没合适的。

　　虽然是晚上，人仍然不少，认出了总理，围观造成混

，怕影响营业秩序，总理就回来了。后来还是定做了一双⽪鞋。并且特别关照：“要用国产牛⽪。”

　　总理佩戴的东西也都是国产货。小到手绢大到手表。刚进城时，实行供给制。我国还不能生产手表，中办为

和国家领导人从香港买来手表，每人一块，给总理的那块是瑞士产的劳莱司自动表。总理欣赏一番那块表，发出一声感慨：“什么时候能让我戴上自己生产的手表呢？”

　　‮海上‬首先使总理实现了愿望。记得总理听说‮海上‬生产出手表的消息后，无限欣喜，扬手遥指东南：“告诉他们，我买一块。按市场价买。我给他们做广告！”

　　那时人们对广告的认识同现在远不能比，若是人们有现在的头脑和意识，总理给‮海上‬表作广告的举动，不知将被有头脑者做多少文章，产生多大的影响，带来多大的市场和效益呢。

　　‮海上‬手表厂为总理精选了又精选，送来一块‮海上‬表，要了120元。后来市场价就是元。周恩来以后参加各种活动，亮出手腕看表时，就为‮海上‬厂作了广告。随着‮海上‬手表厂的发展，后来又换了带⽇历的‮海上‬表。

　　总理从贴⾝所穿背心汗衫到外⾐、外

、鞋袜、手表、睡⾐、手绢、牙具等所有物品，都是表现‮国中‬人脸孔的国货。他曾对我们说：“进口是必须的，国外许多东西比我们先进么，拒绝学习利用是错误的。但我作为总理，代表着‮国中‬人的脸孔，‮国中‬人的骨气。只要我们国家能生产的，我就要用国货。都不用国货怎么能发展民族工业？我们时时都要想着为发展民族工业多作贡献。”

　　不过，总理也遇到了两大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刮胡子刀。

　　总理的大胡子是很出名的，又多又硬还长得快，长征及初到陕北时，留下来一些蓄有胡子的照片。总理曾抚着那一部美髯幽默地自嘲：“转来嘴角无觅处，忽闻⽑里有声音。”据说这是苏小妹挖苦苏东坡的话…进城后，总理外事活动频繁。他注重仪容，胡子要天天刮。修面是‮京北‬饭店朱师傅负责，但不可能天天⿇烦朱师傅，所以平常还是总理用‮全安‬刀自己刮胡子。

　　其实，总理也不愿刮胡子那么勤，他不只一次皱着眉头，一手抓着刮胡子刀，一手抚着刮疼了的下领，‮头摇‬叹气：“咳，太浪费时间，太浪费时间。”

　　在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中，总理可说是真正⽇理万机的唯一的一个人，你想想，活动安排都是一分一秒地计算，连从‮南中‬海到‮民人‬大会堂这段路所需5分钟都要算出来，刮个胡子也要占用5分钟，总理能不急吗？连呼浪费时间。

　　偏偏国产刀片质量太差，始终“疲软”不能痛快解决总理的胡子问题。于是，矛盾越来越突出：刮胡子修面直接关系着‮国中‬人的脸孔，用外国刀片修出的‮国中‬人脸孔，即便外面不知道，总理內心总是不舒服的。所以他要用国产刀片；可国产刀片直到总理病逝，始终没有争气，新刀片连一次都刮不完就变钝了。也许是多数‮国中‬人的胡子少？

　　对于胡子少而软的多数人，国产刀片是可以连续用一段时间的，可是像总理这样的大胡子，硬胡子，确实没有一次能痛快刮完。往往是还剩一些胡子没刮净，两面刀片已是都钝了。总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用热⽑巾敷软胡子，再打些肥皂，再刮。

　　有时刮着困难，他蹙着眉头忍痛，还要咬着牙加快刮脸速度。工作等着呢，时间不饶人啊！我们看在眼里，难受在心里；怎么就炼不出好钢，生产不出“过得硬”的刀片？

　　有一次到缅甸访问，去之前，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对卫士⾼振普说：“这次出去，咱们领10元外汇，给总理买几个刀片吧！”

　　总理每次出访，从来不领按规定应该领取的出国外汇，都替国家节约了，并且影响带动我们所有随行人员，也都不领不用，多为国家节省一些外汇。从没像现在的出国人员，大件小件往回买；出一次国，提⾼一次生活⽔平。

　　我记得很清楚，去缅甸那次，买回4包刀片，每包5片，共20片。带回国后，替总理装好‮全安‬刀，总理匆匆刮脸时，很快有了感觉，脸上一喜：“噢，”他轻轻叫一声“刀片质量提⾼了嘛！”

　　我们可真狼狈了，抓着头⽪，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看着镜面上总理那喜形于⾊，刮得轻松痛快的表情，真不忍心破坏他的情绪。

　　胡子刮完了。总理用⽑巾擦擦脸，旋开刀架，嘴里喃喃着：“是‮海上‬的刀片吗？”

　　看到总理擦抹刀片上的肥皂沫，我忙回答：“是在缅甸买的外国刀片。”

　　总理脸⾊一下子变黯淡，看着刀片上的外国字⺟，微微皱了皱眉，再没说什么。

　　唉，那时多么希望我们能生产出自己的好刀片啊！

　　这20个刀片，维持了一段时间。用钝了，就送到‮京北‬饭店的朱师傅那里去磨一磨再继续用。因为这种刀片磨过之后也比国产的新刀片好用。

　　总理确实时间太紧，刮胡子又是不能少的一项內容，所以对这20个刀片例外地没有批评我们

花钱或是坚持用国货。毕竟对工作有好处么。所以，当刀片确实无法再用的时候，我们就托外贸部副部长李強帮忙，请他出国时帮总理买几个刀片，讲了总理刮胡子的难处。

　　“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李強说“放心吧，这事

我好了。”

　　李強用自己的钱给总理买了几十个刀片。总理刮胡子时，我们告诉了他这件事。

　　“上次没说你们，这次怎么又买了？”总理不⾼兴了“而且不经过我同意就随便让别人替我掏钱买！别人不了解我，你们不了解吗？”

　　“这种刀片国內还生产不出来么，”我们解释“国产刀片刮不动你的胡子，还影响工作。”

　　“刮不动，我可以去理发馆刮！”总理生气了，扔下外国刀片，到理发馆修面去了。

　　我们可以理解，他真正不舒服的原因，还是国产刀片质量上不去。

　　没办法，我们就去找大姐，请邓大姐替我们说情。

　　邓大姐利用在一起吃饭的时机，慢条斯理劝说：“他们也是好意，你那个胡子确实是个大难题，既然能节约时间，有利工作，这次就用吧，以后不再这样搞就是了。”

　　总理没再说什么。他承认胡子确实是个大难题，勉強接受了“既成事实”这几十个刀片真解决了大问题，总理用了好长时间。

　　后来，国外又生产出电动刮胡子刀。总理又由于“文化大⾰命”的爆发，忙得饭都吃不上，更不用说刮胡子。他不接受也得接受电动刮胡子刀了，因为活动紧张时，常常三天五天地处于公开场合，

本没机会刮胡子。这时候就只能利用在汽车里或上厕所的短暂时间，用电动刮胡子刀匆匆地把脸上冒出的胡茬“打扫打扫”净。

　　总理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怕热耐寒，这使他不想突出也常常在一群领袖人物中鲜明地突出出来。

　　战争年代，总理穿过棉⾐棉

。所以，刚进城时，虽然知道总理不怕冷，仍然在秋凉时节，由我作主替他

制了一⾝丝棉袄。接着是⼊冬，⽑泽东去莫斯科谈判不顺利，⽑泽东点名要周总理去谈。我就向总理建议：“总理，苏联比咱们黑龙江省还要冷，听说吐痰动作慢了就会冻在嘴

上。”

　　“那是胡吹，”总理笑着‮头摇‬“我去过苏联，冷是比我们这里冷点，没那么严重。”

　　“西伯利亚跟莫斯科还不同。整天讲西伯利亚寒流，那边来胜风，我们就能冷大半个‮国中‬，普遍降温，可想不是吹牛。我们这次还要参观他们的工业城市，在西伯利亚少不得要走走，那就到了寒流的老家了。”

　　“你讲这些是什么意思？”

　　“你需要一件⽪大⾐，和一顶⽪帽子。”

　　“我不需要。”总理‮头摇‬。

　　“有备无患。”我劝说“你不是去观光，也不是做客，是去做工作呢。万一冻病了，躺倒了，就要影响

和国家的大事…”

　　总理被我说动了。沉昑一下，表示同意：“那好吧，听你的。”

　　于是，我们给总理做了一件⽪大⾐，一顶⽪帽子。我以为这次是真做对了，莫斯科比‮京北‬冷得多，我们是⽑⾐⽑

，棉⾐棉

，再加⽪大⾐，仍然冷得不敢在野外长时间停留不动。特别是到西伯利亚，零下30多度还是好天气，夜里一刮风可真不得了，虽然不至于吐痰冻在嘴

上，

上也确实不敢沾唾沫，沾

了就马上有结冰的感觉。

　　我有点替总理担心。因为一带⽪大⾐，他就把⽑⾐⽑

，绒⾐绒

，棉⾐棉

统统丢下不带了，上⾝除了外⾐，只多一件夹背心；下⾝就是一层衬

一层外

。大⾐是个⽪筒子，上下通气灌风，真怕总理冻出病。

　　这一层担心很快就消失了。那是难以想象难以置信的，总理即便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中一站3小时，所有人脸上都会出现青灰的寒⾊或

⽪疙瘩，总理却红光満面，从⽪领口和帽沿下流出腾腾热气。不动还好，稍有运动，比如说走着参观，工夫不大，他竟能流出汗来！

　　“上当了，上当了。”总理开始小声发牢

“这家伙又沉又热，何秘书，我可是上你们的当了。”

　　总理不时地用手提提穿在⾝上的沉甸甸的⽪大⾐。他是极讲仪表的人，什么⾐服穿上⾝，决不随便解开一个扣，再热也要保持整齐。

　　我很纳闷：“总理，我们⽑⾐⽑

，棉⾐棉

还要穿个⽪大⾐，你…”“我怕热，你又不是不知道！”总理心里有气。

　　“转战陕北到进京，你也穿过棉⾐…”

　　“那是盖棉被！”总理纠正“那时走到哪儿，随便一倒就睡一觉，棉⾐是当棉被。

　　现在我又不需要走到哪就倒在哪儿睡…”总理摇着头，朝我挥挥手：“上当了上当了，你忙你的去吧。”

　　在莫斯科，总理基本不穿那件⽪大⾐，只是多穿一条布衬

，上⾝加件我的绒⾐。

　　就这一⾝，到处走走看看，没有事。

　　我不能不担心。哪伯是穿上那件海军呢大⾐呢？偏偏带了⽪大⾐就没带海军呢大⾐。

　　总理连呼上当，本来就不⾼兴，所以穿得再少也不敢多劝了。

　　然而，离开莫斯科，到了西伯利亚就不能不劝了。有时气温能降到零下三四十度，再挨骂也得劝他穿上⽪大⾐。当时我可没料到这一劝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

　　那一路多次停车，参加地方

政领导人举行的宴会，参观工厂。户外活动时，总理穿了⽪大⾐。在客人面前，他不能说热也不能嘀咕上当了，热着热着，忽然鼻子一

，忙把头转向一边，用手绢去堵。

　　糟了，总理流鼻⾎了！

　　从这次“⾎的教训”我才明⽩总理确实怕热不怕冷。回到专列上，总理丢下⽪大⾐，又开始说“上当了。”大家面面相觑，都默认这是事实。

　　此后，这件⽪大⾐就庒了箱底，总理再没穿过一次，直到他逝世。邓大姐对我说：

　　“这件大⾐基本没穿过，还新着呢。总理逝世前有

待，那时是供给制，大⾐应是公物，还是把它缴还公家吧。”

　　于是，总理1950年1月20⽇访问莫斯科所穿的这件大⾐，在25年后又新新地“完壁归赵”还给了公家。

　　我们为总理做的那件丝棉袄，总理也从没穿过。我们也接“⾎的教训”一次没请他穿。每年冬天，总理下⾝就是一条衬

、一条外

，上⾝就是一件衬⾐，一件呢子外套，偶尔加件夹背心。天气最冷时，哪怕是去机场

送外宾；所有主人客人都是一⾝棉又裹一⾝⽪⽑，只有总理一⾝单，外面穿件呢子大⾐就可以在寒风里一站两个小时，红光満面，没有丝毫寒冷之状。这使许多人都惊讶不已。贺老总等几位首长想学学总理，可是不行，在机场上一站就明⽩不是

一

能过去的。也只有总理是个例外。

　　总理不怕冷也不怕感冒。他极少感冒，偶尔有点感冒，嘴里含口酒就可以好。常听议论：苏联人在寒冷中生活惯了，特别经冻。还有一种说法：⽩种人比有⾊人种耐寒；⽩种人比⻩种人耐寒，⻩种人比黑种人耐寒。如果这种说法真有什么科学

据，那么周恩来肯定是个例外。他比绝大多数⽩种人都耐寒。记得1965年11月，总理去罗马尼亚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那天风雪

加，雪是那种颗粒状的雪，不像那种轻盈飘落的雪花，而是像沙暴一样横扫一切。这种天气的寒冷总是带着钻透力和齕咬力，总理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不穿大⾐，不戴帽子，站在一群⽪⽑裹⾝的各兄弟

和国家领导人中，默哀，送葬。

　　墓地很远，仪式又长，从早晨8点到下午1点，总理在风雪中整整站立、缓行了5个小时。

　　不断有各国外宾惊讶地打量总理，关心地问几句：“怎么没穿大⾐？“今天变天了，你穿这么少…叫人取些⾐服来吧？”

　　一位外宾甚至批评起我们这些随员：“哎呀，你们就是这么保护你们的总理？天这么冷！”

　　我们不想多解释，多解释怕吓坏了他们；我们的周总理何止是没穿大⾐？他连⽑⾐⽑

都没穿一件！

　　总理不但对穿戴的选料有讲究，对如何穿戴及款式也是蛮有讲究的。

　　总理这一生，多数都是在礼仪环境中度过，极少有随便松弛，自由自在的时候。我们私下聊天，都觉得总理这一生太累太苦了。

　　⽑泽东在穿⾐方面很与他的

格有关：宽松随意，无拘无束，漫不经心。他穿⾐往往由卫士帮忙，自己并不动手，也不会注目在他面前手忙脚

的服务人员；他的目光落在你⾝后很远的地方，可能正在看赫鲁晓夫⼲什么或‮国美‬人跟越南人打成了什么样？这个时候，你给⽑泽东穿什么⾐服？纽扣是少了一颗还是扣错一个眼？

襟上的菜汤是否洗去了？他都不管。你怎么摆弄他怎么动，听话得很；⾐服给他穿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扣子扣错一个眼，⾐服左⾼右低，歪一天没人说他也不知道。

　　周思来的穿⾐也反映出他的

格：规矩严整，清洁平展；认真仔细，一丝不苟。他不叫卫士帮忙，穿⾐脫⾐都要自己动手。就寝时，他每脫一件⾐

，都要叠放整齐，从不

扔，更不会胡

一

一堆；他从外⾐

到內⾐

，从下往上一件件叠放好，第二天起来，又从上往下一件件取来穿上；按部就班，顺序明确。他不但⾐服一上⾝就要系好每一个扣子，神展每个⾐角袖口领口，而且注意不能有一点点污渍。一旦发现，哪怕只是米粒大的污渍，他也会马上用

⽑巾仔细地擦去。我不只一次被他那种爱好清洁，仔细揩拭去溅到⾝上一点污渍的专注神态所打动。那神态常使我联想到爱惜羽⽑的勤于梳理功鸟儿。

　　⽑泽东喜

“

”屋里的书，

上、椅上、桌上、沙发上“随便”扔，越

他越好找，谁若不经他允许而破坏了他的“

”越归置得整齐有序越会挨他批，惹他发脾气。他会由于这种人为的整齐有序而无法一下子找到自己要找的东西。

　　周思来却是讲究条理顺序的人。一天到晚无论多忙，都忙得有条不紊，生活和工作井井有序。办公桌上的文件按轻重缓急排放得清楚规律，闭上眼也不会拿错；纸墨笔砚文具眼镜各自就位；举手就能拿对；就连⾐服口袋也都分工明确，永远不

揣东西。手绢是固定装在右边的

兜里，左边的

兜装手纸；右面⾐袋装眼镜盒，盒里还放两支圆珠笔，左边⾐袋里永远是装笔记本；上⾐袋里只装别人递来的名片或汇报条，涉及机密的材料就放⼊贴⾝的內⾐袋中。这种条理

和规律

保证了总理的工作效率，从来不会发生手忙脚

找不到东西的情况。一有事，他说走就走，不像一般人，越急越丢三落四地迈不开步。

　　由于长期生活在礼仪环境中，时时要面对照相机，摄影机镜：头，时时要面对外宾、內宾和广大群众的注目，他养成了穿制服的嗜好。他多次对我们讲：“⾐着整齐是一种礼貌，表示对人家的尊重。

　　一旦养成嗜好，就不容易去分场合。所以，总理即便在家里，四周围没有外人，也总是⾐着整洁，连领扣也不放松，好象面前有个摄相机随时记录着他的一举一动，他理应永远保持自己的形象，保持好‮国中‬人的脸孔。

　　前面讲了总理怕热不怕冷，那只是一个方面，是对冬天而言。

　　到了夏天，总理就变了，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惧暑热。

　　记得进城后，总理做的布料服，都是浅灰⾊的中山服，有斜纹布，也有平纹布。他认为孙中山“发明”的这种中山服是最能表现‮国中‬人脸孔的，当时的⼲部制服都是中山装。夏天无论多热，总理穿的也是布稍稍薄一些的平纹布中山装，而且太“正统”太“制式”中山装里还一定要穿衬⾐，⾐领整齐地露一圈⽩边。当天气热得人恨不能脫光了再泡在凉⽔中时，总理也坚持“全副武装”他甚至不肯⾚脚穿拖鞋，一定要穿双短袜子。

　　公开场合这样严整还有一定道理，回到家，没有外人，仍然保持这种“严整”

，我们可有点受不住了。总理办公，哪怕热出一⾝汗，决不会脫下那⾝制服，连领扣都不肯松开。他这样表率，我们就不得不跟着注意。在自己办公室还可以悄悄脫下制服，随意地只穿件汗衫或圆领衫，⾚脚踩双凉鞋。但电铃一响，就赶紧穿制服，全⾝严整地去见总理。

　　记得有次热浪袭击‮京北‬，热得人要死要活，张开嘴

气。总理开会回来，汗⽔

了全⾝。他匆匆去冲凉，从卫生间出来，已，经又是全⾝披挂，制服领扣都系严了。在办公桌前坐下，还认真戴上工作袖套。

　　我们帮他开了电扇，电扇前还放盆凉⽔。但那风仍然是灼人的热风，总理刚坐下，汗⽔已经又流出来。

　　“总理，”我终于忍耐不住，打断他的办公：“我想给您提条意见。”

　　“噢？”总理抬起头，由于汗⽔不断被电扇风吹⼲，脸上变得粘

；他认真望住我：

　　“说吧，有什么意见？”

　　“天气这么热，”我朝办公室外望一眼，在聒耳的蝉鸣声中，空气热得浮动波颤“你不脫外⾐，我们也就不好脫，太受罪了，影响办公啊。”

　　邓大姐很少有地也走进了总理办公室，支持我的意见：“是啊，这么热。你那是⼲吗呀？又是背心又是衬衫，外边还要套制服，穿那么多！”

　　总理打量自己：“我觉得还可以…问题不大。”

　　“等觉出不可以就晚了。再说，大家都捂着…”

　　“你们可以脫，不要跟我比。”总理还不肯放弃“形象”

　　“你不脫，我们怎么好脫呢？”我拿定主意要让总理解脫些，轻松些“在家里又没什么影响问题，完全没必要受那个热罪…”

　　这时，许多秘书和卫士也进来劝说，提意见。总理见众口一词，才勉強动手去解领扣、⾐扣。

　　从这天开始，总理在办公室才不再坚持穿制服，穿上了汗衫或香港衫，但他一次也不穿圆领衫，更不肯⾚脚穿凉鞋。

　　记得1954年英国工

领袖艾德礼来华访问，天气热得厉害，艾德礼穿上了短袖衫，总理却仍然保持他的礼貌，整整齐齐地穿：着制服，并且认真扣严了领扣和每一颗纽扣。

　　总理在公开场合一直严整地穿制服，偶尔在游览时穿过西服；他有一⾝西服，基本没怎么穿，好象只在⽇內瓦会议和出访非洲时穿过那么几次。

　　总理自己礼貌严整，对周围人也这样要求。有次，某国大使馆举行‮庆国‬招待会，总理去参加了。虽然时值盛夏，总理依然制服加⾝，严格齐整。他向使馆內走去时，目光在跟随的‮府政‬官员中一扫。‮府政‬官员受总理影响，也都注意外事活动中的形象，个个⾐冠楚楚。唯有⻩炎培老先生不大在意，穿着一条西装短

就来了。

　　总理招招手，叫来礼宾司一位同志，小声吩咐：“你去提醒⻩老，怎么穿短

来了？

　　主人会误以为对他们不尊重。你请他赶紧换条长

再来。”

　　但是，这种礼貌要求也有不得不放一边的时候。

　　总理出访越南，胡志明主席到他下榻处来看望。面对闪光灯和照相机镜头时，胡志明脚踏“陆海空”胶鞋，⾝穿制服，保持了他平⽇的形象。记者拍照一结束，胡志明马上脫⾐换绸衫，一边催促：“都快把制服脫掉，我先脫。”他特意关照老朋友周恩来：

　　“我知道你礼貌多，可也得分在哪儿。到这儿就是到家了，没那么多礼。”

　　胡志明历来没那么多“礼”在他的总统府里也是这样，新闻记者一拍照完，他就忙脫⾐服，宽松一下自己。周恩来出访的原则是“客随主便”到这里也就只能随胡志明紧着脫制服了。

　　回国后，这个故事从我们3组传到1组(负责⽑泽东的卫士组叫1组，刘少奇的为2组，周思来的为3组)，又传到⽑泽东耳朵里。⽑泽东听后一笑：“恩来也能被脫了制服。”

　　⽑泽东进城27年，在我的记忆里只去过西花厅一次，小坐片刻就走了。他习惯召人来，没有或极少有串门的时候。他见到的周恩来自然都是“制服形象”不能想象他还会在外事活动中被动员脫下⾐服。

　　也巧了，周思来访问过越南，胡志明又来访问‮京北‬，也赶上个大热天。⽑泽东一候拍照告一段落就脫⾐服，一边脫一边催促胡志明：“脫脫，到我这里来就是到家了，放开些，随便。”

　　那天也确实闷热，⽑泽东脫得剩下个背心时，仍在催促胡志明：“脫脫，脫光了谈话舒服。”

　　胡志明脫下制服就想停，见⽑泽东脫得剩个背心，只好继续脫。等他只剩件背心时，⽑泽东已经光了膀子，笑着催促：“都脫了。到家了，随便。”

　　胡志明怔了一下，手抚长须呵呵笑了。他笑起来很像孩子。把手中的折叠扇用力合上，客随主便，一下子脫光了膀子，两位领袖人物就这么光着膀子⾼谈阔论天下大事。

　　这件事传到总理耳中，我们开玩笑说：“幸亏总理没去，总理要是去了可该怎么办？”

　　总理只是笑，未了说一句：“也许就谁都不用脫了。”

　　总理穿⾐还有个大讲究，是只有我们这些⾝边人才知道的，外界难以知晓。就是讲究保密，有时甚至是“严格保密”

　　从莫斯科到阿尔及尔，从⽇內瓦到雅加达，许多国家的服务员都知道周思来总理有个⽪箱子，警卫人员看守很严，里边不知蔵有多少重大机密或钱财。特别是到第三世界国家，一旦决定给他们援助，有的服务员就指指那箱子，悄悄问我们的同志：“你们援助我们的钱都锁在那个箱子里面吧？”

　　每逢这时，我们只能笑着摇‮头摇‬，但马上又感慨万千地点点头，心里别有一番酸涩的滋味。实在说，给他们的每一项援助，都与这个⽪箱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这其实是总理的行李箱，里边装有他的生活用品。

　　有一条总理在家使用的棉被。这是出于卫生和‮全安‬上的考虑，也是因为总理用惯了自己的被子，所以出国不使用宾馆的⾼级被褥。总理这条被子的被面是绿⾊平纹布，被里是耝糙的⽩市布，中间一个薄薄的棉花套。还有个养麦⽪枕头，进城后始终是这个枕头，很旧了。

　　有件睡⾐，进城时就穿着，早磨光了绒⽑。由于总理睡前有办公习惯，背部着

多，所以那里首先磨薄磨破。先破小洞，我们就动手补，渐渐磨成大洞，补不胜补，就将整个后背换掉，破了再补，补丁摞补丁，一直穿到去世也舍不得买新的。

　　有三双袜子，没一双不带补丁，特别是脚掌部分，几乎每星期都要由我们拿去补一次两次。卫士成习惯了，总理一上

，就检查他的袜子，发现新洞，马上拿走去补。第二天早晨再提着袜子进来

给总理穿。这种情况直到有了尼龙袜子后才稍好些。尼龙袜子结实，不那么容易破。

　　总理的⽑巾更不好见人。擦脸巾磨得没了绒⽑，渐渐像了纱布，渐渐磨出洞，洞越来越大时，总理就将⽑巾从中间剪开，将两边换到中间对

起来继续用。因为⽑巾都是中间使用多，先磨破，而两边很少磨损。

　　总理的擦脚巾更不好说，是用废纱布

起来当脚巾，几十年就是这样用纱布。

　　总理用的牙杯上，印有“保家卫国”这个牙杯用到去世。无须多说“保家卫国”

　　个字，就说明了这个杯子的年头和质量。

　　总理使用的是猪鬃牙刷，⽩⽟牙膏，力士牌香皂。那时的力士牌香皂没有香味，碱

大，我曾帮他买过一块檀香皂，结果挨了顿批：“你是不是还想买些香⽔头油回来？”

　　从此，再没人⼲这种“讨人厌”、“讨人嫌”的傻事。

　　总理的內⾐內

，件件补丁摞补丁。因为怕国外有传染病，我们要保证总理的‮全安‬，所以他的內⾐內

不能拿到街上去洗。何况总理的內⾐

补丁那么多，拿出去影响未必好。万一是用搅洗机，这样的⾐服肯定会被搅破。在家我们可以帮总理洗⾐，在国宾馆显然没办法，没法拿出去晾晒，万一被照张相，还不知会引出什么故事来？所以，出国就只能

大使馆，请馆里的女同志帮忙洗。每逢这时，都是大使夫人亲自动手为总理洗，许多大使夫人都是边洗边哭。记得总理在马里访问时，大使赖亚力的夫人看到总理穿的⾐服，有的补丁摞补丁，有的布都糟了，稍一用力就破个洞；所有这些衬⾐，只有领口袖口是换了新，露在外面一圈不会被人发现里面的內⾐破旧成什么样。她一边洗一边流眼泪，轻轻喃出几声“总理…”就是说不出一句完整话。

　　作为我们一个六七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的总理，穿这样破旧的⾐服，叫外国服务员看到了会怎么议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国情，和我们的价值观、道德观也不同，难免不理解，所以还是向他们严格保密为好。所以，每天早晨总理一起

，首先由我们的卫士进去，该收的收，该蔵的蔵，行李箱锁严实了，才放服务员进。到了晚上，总理再休息时，才开锁取出卧具、牙具和⾐物。

　　服务员见不到开箱子，自然以为里面都是贵重之物。但是，以总理为代表，‮国中‬ ‮民人‬正是这样节俭奋斗，才尽自己所能省出了钱物支援那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和‮民人‬。

　　当然，对于那个年代的许多援助应当怎样评论？要有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肯定，也不应一概否定。但其基本说法没错：援助是相互的。

　　总理的节俭不只表现在“补丁”上，主要还是脑子里时时想着。

　　他的⽑巾磨破了中间部分，就剪开来将两边

到中间用。⽑泽东也是这样。总理还有个特点。我们用破两三条⽑巾，他的⽑巾才磨破。我们都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就是总理从来不两手抓了⽑巾用力拧⼲，只是用两手合力挤出⽑巾里的⽔。这样⽑巾虽然不会挤⼲，擦着不如拧⼲的⽑巾舒服，但挤⽑巾不会挤断纤维，而拧⽑巾会拧断纤维，这是总理讲给我们的道理，所以他的⽑巾使用时间长。

　　他每次刷过牙，总要多甩一阵牙刷。我们纳闷，先后有几位同志问：“总理，你刷牙怎么没完没了甩牙刷牙杯呀？”总理笑着问：“你看牙刷上的猪鬃怎么扎在牙刷把上的？”

　　“当然是用线扎上去的。”

　　“⽔不甩尽就会把线沤断的。”总理笑着解释“而且，这么甩一甩也是运动，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总理对于他的制服，很讲究，不允许有补丁。这么大个国家的总理，穿着补丁⾐服会客显然不好。所以，他对⾐服穿用都很仔细，减少磨损。比如办公，一定要戴袖套，他每天批阅公文常在10个小时以上，袖底很容易磨破。即便戴着袖套，每件⾐服最先磨破的仍然是袖底部位。既不能丢弃旧⾐，又不能带补丁，这时总理就把⾐服

我拿到王府井去织补。富有经验的老师傅们采用织补的办法，⾐服补好了，还不会叫人一眼看出补丁。

　　对于內⾐內

，总理不大讲究补丁的形状用料，但是，袖口领口是一定要搞好的。

　　有的确良布后，我曾建议把总理磨破⾐领或磨得已经⽑边了的⾐领，都换成的确良⾐领，总理对这个建议很満意，表扬我：“既节约，又能较好地保证我们‮国中‬人的脸孔。”

　　对自己人，总理不在乎“脸孔”每次出国，大使馆都是提个漂亮的小⽪箱，把总理的换洗⾐服装走。洗净晒⼲后，再用漂亮的小⽪箱装回来。

　　年底到1964年初，总理计划出访欧、亚、非的19个国家，后因乌⼲达政局动

，减为访问14国。当年这是一次很有国际影响的出访。

　　记得到了埃及，大使馆来人，也是用漂亮的⽪箱把总理的换洗⾐服装走了。送还⾐服时，陈家康大使的夫人徐克立亲自来到宾馆，一见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就开始发火：

　　“你们简直不象话！”原来，她也是亲自为总理洗了⾐服。她不是边洗边哭，而是边洗边难过，边上火，现在抖开总理的旧⾐服朝着成元功发作了：：你看看，你们都看看这种旧⾐服，连我们使馆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谁再穿，你们就叫总理穿这样的⾐服？太不象话了！”

　　成元功苦笑说：“我们不想给他做新⾐服吗？可你能说服了他吗？”

　　“那不行，后面还要走好多国家呢，我们六七亿人口的大国，总理穿这样的⾐服怎么行呢？”徐克立从包里取出三件外国衬衫，说：“我和老陈用自己的钱买了3件衬衫，我们知道总理的习惯，这不是花公家，算我们送他的还不行吗？”

　　徐克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她知道总理从不肯让公家花钱，不要出国补助，她可不知道总理对⾐装的第一要求应是能表现出‮国中‬人的脸孔，怎么可能接受外国衬衫呢？

　　但我们跟她讲不明⽩，最简单的办法还是叫她自己去碰碰壁：“那最好你自己去跟总理说吧？”

　　她去了。她碰了壁。

　　“我们是拿自己的钱给您买的！”徐克立強调她和丈夫是公私分明的。

　　“你们的钱又是哪里来的？还不是国家的外汇吗？我要是做⾐服，在‮京北‬就做了，何必花外汇在国外买？”总理始终強调一条：帝国主义对我们搞封锁，外汇尤其珍贵，要花在刀刃上，一分不能浪费。他只收下自己的旧⾐服：“再说，我也有衬⾐，破一点儿，还能穿么。”

　　总理到底没有接受这3件衬⾐。

　　总理“爱惜羽⽑”是否过分了？注意清廉节俭是否过头了？是否过犹不及，不值得宣扬了？我们这些“⾝边人”从不这样看。有次我们给他买来新衬⾐，想造个“既成事实”被他狠批一顿，命令退货。事后，他有段话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他像是问我们，又像问自己，带着沉思的表情停顿片刻才又说：“我看不过分。前提是我们国家还一穷二⽩。这里有两种考虑。六七亿人口的‮国中‬，不就是我一个总理吗？再穷也不缺我几⾝新⾐服，何况对外还有个影响问题。

　　这话不是没道理。但我们不能少了另一个考虑：⾝为六七亿人口大国的总理，我怎样做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这表明我提倡什么？六七亿人口是应该提倡节俭，还是现在就不顾国情去追求享受？我更多考虑的是后者。”

　　总理的第4个讲究，就是讲究作⾐置装的时机和理由，或叫目的。

　　就我所知，总理进城后，大约做过5次⾐服。

　　进城不久，他搞过一次“大规模基本建设”就是前面讲过的，做了大⾐、夹⾐、夏装，都是青⾊、蓝⾊或浅灰⾊的中山装，要表现出‮国中‬人的“脸孔”

　　年6月，周恩来第一次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了中印两国‮府政‬在4月29⽇的协定中首次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二)互不‮犯侵‬；(三)互不⼲涉內政；(四)平等互利；(五)和平共处。

　　这5项原则现在已为世界最大多数的国家和‮府政‬所承认和拥护。这5项原则是由⽑泽东最先提出基本精神和內容，由周恩来具体化成5项原则。据当年的外国记者报道，尼赫鲁对签署这5项原则曾有过犹豫。是年轻的甘地夫人被周恩来那亚洲最伟大政治家的翩翩风度所昅引，深深地受到感动，并为之“着

”她运用自己的全部影响和力量“终于说服尼赫鲁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当年国外报纸登过的报道，我虽然记不全具体文字，但大意是记得清楚并无法忘记的。

　　就是这次访印归来，我们接受了教训。印度热得受不了，总理穿的⾐服都是布做的，太厚，热得流鼻⾎，影响活动。访印后又访缅甸和越南，今后访问东南亚、印度及印度支那的活动不会少，所以周恩来同意我们为他做了两件绸衫。由此进一步考虑下乡时也会有个穿制服不便参加劳动的问题，我们陪总理逛了趟天桥，为总理买回两件衬⾐，浅蓝⾊，便于下乡穿，便于参加生产劳动。

　　这算第2次买⾐服吧。

　　第3次是去柬埔寨访问前夕，因为柬埔寨国王去世，处于国丧期，总理下令，代表团全体人员每人做一件⽩⾊西服，带有吊唁哀悼之意，总理自然也不例外。这次作⾐的目的

很強，并非一般添置⾐装。为此，西哈努克亲王很受感动，与周总理建立了深厚的私人情谊。

　　第4次作⾐置装是在1963年，周恩来访问欧、亚、非的14国前夕。这是总理第一次访问非洲，意义重大。

　　行前，我们工作人员讨论这次活动的准备情况。有人说：非洲那地方没人敢去，温度特别⾼，蚊蝇又多又厉害，咬得人受：了。大家都没去过，就有些紧张，把邓大姐姐请来，商量办法。

　　我说，要接受10年前访问印度的教训，听说非洲比印度还要热，应该预作准备。总理50年代做的⾐服都已破旧，一旦热得穿不住制服，衬⾐没有一件适合公开场合“亮相”所以必须做几套适合热带穿的⾐服。

　　大家都是这个意见，邓大姐也同意，并征得总理认可，我们为总理的⾐装进行了自年代初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更新”所谓“大规模”是比较第2次、第3次那种有目的有限地添置一两件⾐服而言。这次趁14国之行，为总理做了几件一百支纱的府绸⽩衬⾐，做了⽑的确良中山装，那是浅灰⾊有暗格暗道的当时国內比较好的料子。总理脚上那双黑⽪鞋已经换过几次掌，趁这次去非洲，我们为他做了一双⽪凉鞋，配浅⾊⾐服，凉鞋选了棕⾊牛⽪。这次“大规模更新”也许不如现在青年人的随便一次换季，但对于我们的总理，却是50年代到60年代的十余年间，唯一一次认真的添换新⾐。

　　年代到70年代，总理10年未添新⾐。进城时做的那件法蓝绒中山装，虽有工作袖套保护，也多次破损，经我手多次送到“红都”服装店请王师傅织补。到70年代，已经有外宾看出了总理那⾝“礼服”是织补过的，并传说出去。

　　于是，我有了理由，在基辛格访华前夕，郑重给总理提意见：“你那套⾐服会见外宾实在不行了，再做一套吧，仿原来那套法蓝绒的，不改变样式，还是过去形成的一贯⾐着形象…”

　　总理终于同意了。在基辛格访华前夕，做了一⾝新的法蓝绒中山服。这⾝⾐服‮国中‬人都很

悉，就是总理坐在沙发里照的那张半侧像，被群众广为张挂，并被《周恩来传略》一书选为封面；就是这张照片上总理所穿的那⾝⾐服。

　　这件法蓝绒中山装，总理一直穿到1975年3月。

据总理一贯的意愿，他去世后，我们选择了这件⾐服为他着装，这在后文有所

待。

　　食周恩来爱吃什么？平⽇吃什么？吃东西忌什么？这恐怕是许多人都想知道的內容。

　　有人说，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出生在江苏淮安，自然是喜爱吃江浙风味。他的厨师桂怀云就是江苏人，说明他喜

江浙风味的饭菜。

　　这话不准确。周恩来的一生，去过地方太多了，其中生活战斗过较长时间的地方，不但有东北、天津、江西、安徽、湖南、陕北、重庆、南京、‮京北‬等饮食风格迥异的‮国中‬各地，而且有⽇本、法国、德国、苏联等世界各国。总理是个很讲究“⼊乡随俗”的人，不爱吃的东西吃几次也就适应，慢慢变得爱吃。他爱吃的东西还会少吗？

　　比如狗⾁，这曾是总理最讨厌的一种食物。

　　从我一到周恩来⾝边，就知道他讨厌狗⾁。因为那时的⾰命队伍中，江西出来的老红军很多。江西人是湖南人的老表，亲戚，所以这两地的人都爱吃狗⾁。不但吃起来香，聊起来也香。周恩来一听聊狗⾁，就厌恶地皱眉头：“那东西我连味都闻不得，想不出你们怎么会馋狗⾁？”

　　遇上江西、湖南的同志吃狗⾁，周恩来一定避开，嘴里念念有词：“我才明⽩五台山的人为什么都讨厌鲁智深；他本来不错，就是喜

吃狗⾁…”

　　当时我跟随周恩来在重庆，重庆周公馆的“馆长”就是龙飞虎。这个人的名字很反映他的

格，他就是个生龙活虎的人。从西安事变时跟随周恩来，已经很

很有感情。

　　龙飞虎特别爱吃狗⾁，他不理解天下怎么还会有人不爱吃狗⾁？周恩来不吃狗⾁是多大的误会和不幸啊！

　　“太可惜了，周副主席一定是受骗了，误会了。”龙飞虎对我们工作人员嘀咕“怎么还会不吃狗⾁呢？这么冷天，狗⾁多暖⾝子啊。”

　　当时正是冬季，重庆嘲

冷。这种嘲冷有时比北方的低温更容易僵化人的肢体。

　　龙飞虎想个主意，做了闻不出狗⾁味的狗⾁，并给我们讲一段假‮民回‬不吃猪⾁的故事。

　　说一位同志虽不是‮民回‬，却从来不吃猪⾁。有次请他吃猪⾁馅饺子，骗他说是羊⾁的。

　　因为放的调味品浓，加上长期吃不到⾁，太缺油⽔，所以这位同志一个劲说饺子馅很香。

　　吃完了，才告诉他是猪⾁馅。从此这位同志就吃猪⾁了。

　　龙飞虎用同样的办法，做了狗⾁请周恩来吃。他也不多语，反正是红烧⾁，不说红烧什么⾁。周恩来不知道，也就大口小口地吃了。

　　饭后，龙飞虎笑眯眯问周恩来：“周副主席，⾝上暖和了吧？”

　　“吃过饭当然⾝子暖了。”周恩来很舒适地回答。

　　“还是狗⾁暖⾝子。”龙飞虎先含蓄一句。

　　“什么？”周恩来睁大眼，接着打了一个呃。

　　“周副主席，今天请你吃的是狗⾁。”

　　“啊？”周恩来

然变⾊，将手按在了脖

，像有些恶心，可也吐不出去了。他发起脾气，厉声责问龙飞虎：“你怎么強迫人哪？你就这么个搞法子啊？胡闹台！”

　　龙飞虎并不害怕，低着头听骂，也不多解释。周恩来心地善良，发多大脾气不会伤害人，所以听他骂不会产生思想庒力。

　　周恩来顾不上多骂，忙拿了香茶⽔漱口，又连喝几口，庒庒胃里的翻腾。末了还捏几叶茶片含嘴里。龙飞虎已经溜跑了，我们都忍不住笑，周恩来也只剩了苦笑，对我们叹口气；“唉，龙飞虎这个人哪，‮犯侵‬人权，骗我吃狗⾁。”

　　后来，周恩来多次说这个话。那时虽然不像现在某些国家的。大讲“人权”讲滥了，讲假了，但那时国民

搞恐怖统治，‮犯侵‬人权的话常可以听到。周思来就常说起“龙飞虎骗我吃狗⾁。”其中当然不乏亲昵。毕竟龙飞虎是出于关心爱护周恩来。

　　过了一段时间，周恩来接受狗⾁了，并且渐渐吃出好味来。建国后，金⽇成首相常来‮国中‬访问。朝鲜人更爱吃狗⾁，周恩来多次请金⽇成到家作客，吃淮

菜，也吃狗⾁火锅。

　　吃狗⾁火锅时，周思来和金⽇成吃得开胃开心。金⽇成说：“没想到周总理也这么爱吃狗⾁。”周恩来说：“这要感谢我过去的一位秘书龙飞虎，他骗我吃狗⾁，我当时还骂了他，可毕竟是从那一次开始，我渐渐能吃狗⾁，爱吃狗⾁了。可见接受一种新事物不容易哟…”

　　此后，周恩来多次为吃狗⾁的事表扬龙飞虎，说帮助他接受了一样新事物。

　　年，周恩来陪金⽇成到广州参观，广东省的同志宴请金⽇成。周恩来事前向金⽇成打招呼：“今天广东省委的同志请你吃蛇⾁。这是广州的名菜，你怕不伯呀？”

　　金⽇成笑笑说：“总理不怕，我有什么好怕的？这也是接受新事物么。”

　　骗周恩来学会吃狗⾁的龙飞虎，后来作了福州军区的副司令员。有一次，他想总理想得厉害，就托人给总理送来一筐桔子，很新鲜，说请老首长尝个鲜。

　　总理见到桔子，说：“我不需要。”

　　大家劝：“已经送来了，还能再送回去呀？”

　　总理说：“你们问问这一筐多少钱？”

　　赵秘书打电话问过之后，报告总理：“一筐25元。”

　　总理吩咐：“你给他寄50元去。”

　　赵秘书说：“是25元。你多寄他会退回来的。”

　　总理说：“就寄50元2多余的钱叫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我多付钱，他以后就不再送来了。”

　　果然，龙飞虎以⾼出一倍的价钱“卖”给总理一筐桔子，以后就再也不敢给老首长送东西了。他说：“送东西就等于敲总理竹杠，谁还敢送啊？”

　　不过，有些食品是无法像龙飞虎骗总理吃狗⾁那样行骗的。比如总理太累太热了容易流鼻⾎，但有时鼻⾎流得也叫人莫名其妙，好象无缘无故就发生了。

　　邓大姐特别相信中医，坚信中医比西医更能“正本清源”她请一位老中医给周恩来检查，老中医详细地望、闻、问、切之后，不慌不忙说出一番道理。中医学里那些玄奥的词句我听不懂也记不住，但那基本意思我是明⽩记住了。

　　老中医说周总理“火大”不能吃长翅膀的东西。比如

，

的正常体温就比人⾼出2到3度。周恩来火大，怕热，吃了带翅膀的飞禽就容易上火流鼻⾎。他最后的结论是：

　　周总理忌食飞禽，特别忌食

和

汤。

　　邓大姐很相信中医的“正本清源”便严格规定炊事员不要给总理吃

和

汤。这件事要换成⽑泽东，大概马上会顶牛唱反调，越不叫吃他就非吃不可。但周恩来不会专门唱反调。又非原则问题，他取“无所谓”的态度。

　　我当卫士长后，与卫士⾼振普商量。我们不信总理吃不得

，但又不能当面跟邓大姐唱反调，就采取“

奉

违”的办法。在家从不给总理吃

，总理也从不提出要吃

；外出开会给总理安排点

丁

块吃，总理也从不说他不要吃

。我和小⾼终于得出结论：

　　总理吃带翅膀的飞禽，并非一定要上火流鼻⾎。

　　但我们从不明说。还要尊重邓大姐对中医的相信，在邓大姐面前，总是态度一致地向客人解释：“总理不能吃

，吃

他容易上火流鼻⾎。”

　　先讲了这样两个小故事，人们对总理爱吃什么，平时吃什么，忌食什么就可以有大概的了解，也就好理解我下面所做的具体介绍。

　　总理爱吃的东西很多，可以点出一大串；不爱吃的东西极少，几乎具体说不出什么东西，只能比较而言。比如有人说：“总理爱喝⾖浆，不大爱喝牛

”就是比较而言。

　　其实总理既喝牛

也喝酸

，只是比起⾖浆来，更喜

喝⾖浆罢了。

　　经过这种比较，这里所说总理爱吃的，都是他点出名来索要过的饭菜。

　　总理爱吃冰糖肘子和红烧鲫鱼，常主动向我们索求：“弄个冰糖肘子吧？”或者：

　　“搞点红烧鲫鱼行不行？”

　　抗美援朝时，‮国美‬人对我们的运输线狂轰滥炸，为对付‮国美‬人的轰炸，总理连续工作几十小时，只是靠茶⽔面包来支撑。

　　那天上午，聂荣臻、吕正

等同志走后，我忙去劝总理：“该吃点东西了，总理。

　　您已经两天没正经吃饭了。”

　　“嗯，是感到虚了。”总理疲惫地

脸，手掌从脸上

下来时，两眼在手掌的上方睁开望住我：“能弄个冰糖肘子吧？”

　　我说：“你两天没睡了，还是搞点开胃的菜吧？”

　　总理开始拿桌上的电文，准备批阅，一边摇‮头摇‬说：“你不了解。我吃甜的也开胃。

　　我⾝体还好，活动量越大越需要补充热量，冰糖肘子可以満⾜我的需要。”

　　于是，我忙去吩咐桂师傅做冰糖肘子，并且懂了，总理每天消耗热量多，吃冰糖肘子可以补充。

　　总理的客厅兼着餐厅，工作忙时，也常在办公室吃饭。那天我们把总理请到了餐厅用餐，因为多少天了，他没吃一顿正经饭，总是在会前会后或汽车上，随便凑合着吃几片面包就算一顿饭。

　　看总理吃冰糖肘子真是一种享受，他吃得越香，我们心里越甜。总理无论多累多困，食

总是不错，因为他需要能量。他不像⽑泽东工作忙起来就把吃饭当成负担；他不吃则已，只要吃到好东西，必要津津有味地品咂享受，真是吃得有声有⾊，叫人看了打心眼里跟着香。

　　可是，主席那边来电话了，找总理。总理对我们有严格要求，只要是主席找，哪怕他刚吃了药⼊睡，也必须马上叫醒报告。所以，他放下没吃完的冰糖肘子就匆匆往出赶。

　　一般情况，只要主席把总理找去，那就没钟点了。也许谈事情讨论问题很久，也许有什么重大事情总理马上去‮理办‬，不会很快回来。所以餐桌上的饭菜就得收拾了。

　　总理的习惯，上顿剩了饭菜，下顿一定要热来继续吃，决不许倒掉。天气热时，怕食物放坏，我们工作人员就会吃掉。遇上好吃的东西，我们也会“帮忙”吃掉。总理下顿吃饭，必要问及上顿剩下的饭菜。如果听说被我们吃掉了，他便点点头：“只要没浪费就好。”

　　“吃到肚里不浪费”是他的原则，吃进谁的肚子他从不计较。然而，对于冰糖肘子和红烧卿鱼就不同了。

　　总理刚出门，又一溜快步地赶回来，对我说：“哎，忘了告你，冰糖肘子留给我啊。”他说到这里，稍稍一顿，忽然像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笑了：“没吃够，我还想吃。”

　　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忽悠一热。平时我更多的感觉是总理可敬，只有这种时候，那一贯可敬的感觉才会被另一种更強烈的可爱之感所替代。我笑着说：“放心吧，总理，我会看好。”

　　总理匆匆地走了。我向所有能接触到冰糖肘子，有可能吃掉冰糖肘子的工作人员打招呼：“都老实点啊，冰糖肘子是留给总理，的，谁也不许犯馋！”

　　那以后，我和炊事员桂师傅为总理安排食谱时，隔几天一礼拜的，总要安排一顿冰糖肘子或红烧鲫鱼给总理吃。

　　总理还爱吃红烧狮子头。“文化大⾰命”爆发前，17年的时间，逢年过节，总理和邓大姐必要请我们工作人员一道吃顿“团圆饭”这时，桂师傅就成了贵客，总理和邓大姐总要亲自下厨，做几样拿手菜。桂师傅笑呵呵地在一旁指点油盐酱醋糖的摆放位置，帮手忙脚

的总理打打下手，气氛

乐祥和。

　　抗美援朝停战后到“文化大⾰命”爆发前，总理菗闲下厨的情况时有发生。他说“这是一种休息”又说“做饭是一门艺术”“搞艺术是一种享受”

　　总理亲自下厨做菜，必要请我们作客。过节请大家，平时菗闲下厨，也要请在场的人一道品尝他的手艺。在我的印象里，总理下厨，红烧狮子头是必做的一道菜。每次做好了，会亲自端盘子送到我们面前。他走路总是一溜快步，配上

间系的围裙，真有些像小饭馆里的勤快热情的服务员，有时还要

快地招呼一嗓子：“哎，红烧狮子头，这是我最拿手的菜。”

　　总理很少強调“最”字，但是对红烧狮子头用上了“最”字。“最拿手的菜”、“保留节目”、“看家的手艺”和“家乡菜”都是用于红烧狮子头。据说狮子头属淮

菜系。

　　周恩来在舂天的时候喜

吃红烧⾁。周恩来的红烧⾁与⽑泽东的红烧⾁有不同。⽑泽东的红烧⾁就是⾁，顶多是加些辣子，极少放菜的时候。周恩来的红烧⾁喜

和萝卜一起红烧。‮京北‬的“心里美”和变萝卜可以和⾁一道红烧，但总理更爱吃的还是⽔萝卜，又嫰，味道又鲜。那时没有“大棚菜”不像现在不论季节地能吃到四季新鲜菜，那时吃菜季节

很鲜明。⽔萝卜是舂天的重要鲜菜。所以，每到舂天，总理就不忘提醒吃顿红烧⾁。

　　有次开会回来，总理沿路看到成堆的新鲜⽔萝卜摆在菜市场，心情很好，一到家就对值班卫士姜贵舂吩咐道：“小姜，你和桂师傅说一声，给我烧点红烧⾁吃。”

　　桂师傅一听就明⽩，他自然是把小⽔萝卜同⾁一起红烧了。

　　总理还喜

吃烧⾖腐；菗闲下厨，烧⾖腐也是他的一个拿手菜。不过，我们都把他的烧⾖腐叫熬⾖腐。并且懂得有句老话在民间很流行，叫做“钱油熬⾖腐”

　　起因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总理有天菗闲下厨，自己动手做饭招待几位加班的同志。

　　每逢总理下厨，在“家”的工作人员都喜

跟到厨房围观学习总理的手艺。(工作人员把西花厅称作家总理抓着油瓶往锅里倒油。他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倾斜油瓶，油还没滴出来时就几次抬⾼瓶口，好不容易才滴出几滴油进锅。他看看锅底，又看看油瓶，再小心翼翼地滴出两滴油，就收起了油瓶子。

　　他掀起眼⽪望望围观的“群众”笑着耸一下肩，自我解释说：“放那么多油⼲吗，现在这么困难。油放少点，钱油熬⾖腐嘛，这是老话了，民间都懂。”

　　⾖腐做好了，烧⾖腐成了熬⾖腐，不过味道更嫰更鲜。那以后，我们都学会了“钱油熬⾖腐”

　　总理的工作餐喜

吃大烩菜，特别是天冷时，⽩菜、⾖腐、粉条，用⾁汤一炖，别提吃得多香。每当他召集副总理们开会研究问题，或是找一些部长来谈事，吃饭时，最经常最多的就是吃大烩菜。一大盆子烩菜，每人都要盛三四次，个个吃得红光満面，热气腾腾。至今一些在世的老部长，你问他总理家的菜什么最好吃？个个都会回答：“大烩菜，再没有比那更好吃的了。”

　　总理经常点名索求的还有小米粥、⽟米面窝头和⾼粱米饭。每星期—必要吃两顿耝粮，忘了做就会点名要。每年还要请那些在延安生活过的工作人员到家里来喝一次菜粥，小米粥里放点菜叶放点盐，每人都能喝好几碗，喝得心里嘲起浪涌，喝得两眼

漉漉，喝得多少往事又现眼前，喝得人人脸上泛起红晕。

　　有一次，周恩来津津有味地吃着⾼粱米饭，对我说：“南方人柔秀，北方人苍劲。

　　我的⾝子骨和好胃口，都是靠了东北的⾼粱米饭打下个硬实底子。东北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永远感谢东北的⾼粱米饭、大风和⻩土…”

　　还有一次，他要⾼梁米饭吃时，说：“我在东北上中学，就是吃⾼粱米饭。到现在还是馋这一口。”

　　从1958年开始，总理和邓大姐规定：他们的主食至少要吃三分之一的耝粮。到困难时期，总理和邓大姐又规定了不吃⾁，不吃蛋，吃粮不超标准。而粮食又是将耝粮比例提到一半以上。国家完全渡过困难，到了1964年夏收之后，细粮的比例才提⾼，但也是只吃糙米，不吃小站稻等精米。

　　总理由于忙，是真正的⽇理万机，吃饭谈不上规律，也论不得习惯。不过，能够在家吃三顿饭时，还是可以说出点“规律”或“习惯”的。

　　总理的早餐应该叫“早点”就是“点到为止”不像现代科学研究所提出的“早饭要吃好吃

。”

　　总理的早餐多数是在中午前后吃。先喝碗稀的，一般是小米粥或⾖浆。偶尔也喝过一碗

或一杯酸

。这种喝

的时候很少，除非是我们为了给他补⾜热量而规定了食谱，只上牛

不上小米粥或⾖浆，他也就喝了牛

。

　　如果喝小米粥，他会就点咸菜吃。他喜

的咸菜就是大头菜，切成丝，嚼起来咯吱有声。

　　喝过稀的，还会剥一颗煮

蛋，沾点盐吃。经常是边吃边进了办公室。工作太忙就不进饭厅，把早点拿到办公室，他一边批阅文件一边“点到为止”

　　这个“点”应该是点心。总理有时以

蛋当点心，有时也吃片面包片或蛋糕之类点心，吃得很少，他说：“点心点心，就是一点儿么。”

　　午饭在晚上七八点钟吃，晚饭在夜里12点前后吃。如果不是忙得进不了餐厅，那种正式用餐是两菜一场。如果同邓大姐一道用餐，或临时有客人一起用餐，就是四菜一场。

　　这种正式用餐，食谱是由我同保健医生及炊事员

据营养保健，所需热量及口味变化来调剂安排。

　　主食以米饭、面条、炒面、馒头、烙饼、⽟米面贴饼和小窝头几样为主，变换着给总理上。比较而言，午饭吃米多，晚饭吃面多点。

　　主要的调剂还是在菜上。除了冰糖肘子、红烧鲫鱼、红烧⾁、红烧狮子头、大烩菜、钱油熬⾖腐之类前面点到过的菜，值得一提的还有：⾖类菜；像蚕⾖、豌⾖、绿⾖芽。

　　南方的绿叶菜；像空心菜、笕莱、

⽑菜总理都很爱吃。

　　油菜、长⽩菜、圆⽩菜、油菜苔、⾁末雪里红、素炒菠菜、栗子烧⽩菜，都是总理爱吃常吃的菜。

　　总理也喜

吃一些小菜：煮盐⽔⻩⾖、炒咸菜、⾖腐啂等等。如果喝酒，受

的下酒菜永远有花生米。

　　爱吃是一回事，平⽇吃上吃不上又是一回事。我跟随总理几十年，他大量的时候是不能坐在餐桌旁正经吃饭的，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在汽车上，会场休息室或匆匆的走路中吃饭。

　　在汽车上的饭，最多的时候是喝一杯⽟米面糊糊，吃两片面包。面包里或夹几片香肠，或抹些果酱。有时也喝杯麦片汤。比较而言，总理更爱喝⽟米面糊糊。

　　如果是在会场休息室，我们常给服务处的李维信同志打电话，叫他准备一碗热场面，总理可以在会议休息时，边听汇报边吃面，有汤有面，吃着还可以。国家经济情况好时，面里放些⾁丝菜叶；经济困难时，面汤上只漂几片葱花。

　　如果总理太忙，按我们的安排连三两分钟时间也菗不出来，那就通知人大会堂或有关人员准备几个素馅包子，在总理从一个会场赶去另一个会场时，拿在手里边走边吃。

　　特别是到了“文化大⾰命”时期，总理边走边吃的情况几乎天天都有。

　　如果遇上突然的情况，临时增加的活动，总理吃不上面包、素馅包子，喝不上⽟米面糊糊或面条，那就“饿了糖也能充饥”他多次吃两块糖作一顿饭，或条件允许时要一把花生米或煮⻩⾖当饭。这种情况在“文化大⾰命”中就更多了，那期间总理能正经坐在餐桌旁吃饭的时候可以说连五分之一也不到。且不说我们⾝边工作人员，就是偶尔接触总理的领导⼲部也无不发现了这个问题。铁瑛曾经掉过泪，他就亲眼目睹了总理要一把花生米，边吃边喝茶，这一把花生米就顶了两顿饭！

　　我们不会掉泪。因为天天见，天天是这样。如果哭，泪也早就流⼲了…总理吃饭有三忌，这是不同于忌吃带翅膀的飞禽的另一种忌。

　　一忌公私不分。

　　西花厅院子里有不少空地，老花工周师傅便利用来种了⾖角、⽩菜、萝卜、茄子之类蔬菜。到了夏季，各种菜蔬陆续下来，大家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请总理尝个鲜。

　　那天，卫士姜贵舂给总理端饭，上⾖角菜时，顺嘴说一句：“这是咱院子里自己摘的⾖角，很嫰。”

　　总理条件反

似地闪出警觉的目光：“给钱没有？”

　　“自己种的，往哪儿给钱？”姜贵舂纳闷、惊奇，摇一‮头摇‬：“没处给。”

　　总理紧跟着‮头摇‬的姜贵舂‮头摇‬：“你说的不对。公家地，公家⽔，长出东西就全成自己的了？回头你算算清，吃了多少⾖角多少⽩菜，按市价该是多少钱，把这笔钱

了，分两部分

。一半

机关，是土地和用⽔钱；一半分给花工，是花工劳动所得。”

　　姜贵舂回来一讲这个情况，我们都服气：这就叫公私分明。

　　也有不大服气的时候。

　　我跟随总理参加了第一次⽇內瓦会议。那是1954年，像我这样自小跟着共产

长大的人，既有政治上的无比坚定

，又有思想上的局限、狭隘和教条

。用现在青年人的话讲：没见过世界还整天谈世界⾰命。1954年的国际两大阵营的对立正尖锐

烈，在我脑子里，不是太

就是月亮，不是光明就是黑暗。所以，一旦接触⾼层次的谈话，诸如听到周恩来说“资本主义不是铁板一块”“社会主义也不是铁板一块”时，谁能想象我是怎样的惊讶，目瞪口呆啊！

　　最让我目瞪口呆的是英国首相艾登在一家旅馆请周恩来吃饭。前后上了三道菜：炸牛排是最好的，剩下两道也就是土⾖⽩菜之类的⽔平。首相请总理吃饭才三道菜，简直无法相信，小器到家了。

　　更让我惊讶的是，总理居然大夸英国首相，回国后还到处为这个“敌人”作宣传：

　　“你看人家首相吃饭就三道菜，够吃就行，从不那么讲排场。他们请客都是自费，公私分明，不搞奢侈，这点非常好，值得我们学习。”

　　现在说这种话可以时髦了，50年代说这种话可不得了，也就是“久经考验”的总理这样讲没事，换成我们哪个说这种话，肯定落个“经不起考验”立刻能成反⾰命。抓起来关两年算轻的。

　　那时，以苏联为榜样，所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宴会多，排场大，气氛热烈。而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很平淡、小气，吃东西随便简单。总理显然是赞成英国首相不赞成苏联。他给自己规定：请客自费，吃

吃好就行。

　　⾝为总理，周恩来宴请客人的时候很多。国宴、‮府政‬宴会，那是国家和‮府政‬拿钱。

　　如果是总理以个人名义请客，无论是在家宴请在外宴请；无论是宴请工农兵代表，⾝边工作人员，还是宴请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各省市自治区来的客人、亲友，或者是宴请外宾、国际友人，总理一概是自己掏钱。

　　总理2级，邓大姐6级，在当时来说工资都不低。他们的钱是由我掌管；我管大帐，管理员管小帐。他们除了工资收⼊，没有任何其他收⼊。因为稿费总理和大姐从来不要，一律

公，

帮助整理文章的同志。总理逝世后出版的文选，曾给邓颖超2万元稿费，邓大姐把这2万元稿费都赠送给了延安。总理在世时亲笔书写的稿子，稿费来了就

机要组秘书保管，

据工作人员的家庭情况支援生活困难的同志。

　　总理的收⼊只有工资，这个帐就好算了，他定期检查帐目。每月拿出100元救济生活困难的亲属，

据⾝边工作人员的情况，随时发话叫我们拿出钱来支援家里遇灾或死伤亲人、生活遇到困难的同志；

费、房租，私人用车

费等都要记帐。其中就有吃饭的帐目。家里买米面菜油自然有管理员记录的详细帐目，所有的请客也都要列帐，包括出去跳舞或参观，所有人吃冰

淋喝汽⽔的钱，总理都要自己掏钱。他要求我们记帐就是伯忘了付钱。一旦忘记付钱，那是要挨克的，并且会命令你马上去补

。

　　有一次，总理在‮京北‬饭店接见外宾。接见结束后，总理感到有些饿，就跟值班卫士张永池说：“有点饿了，咱们吃点便饭吧。”

　　那是一般客饭，很快就吃完了。张永池一算帐，吃了两元八角。不要以为这是优待价，总理从来不允许优惠，严格要求按市价收付款。那个年代的钱同现在不同，5分钱就能买回一脸盆西红柿，1角钱就能在食堂吃到⾁炒⽩菜。

　　可是，张⽔池这次糊涂了。心里算了帐，楞是忘了给钱，追在总理庇股后边上了车。

　　还没坐稳，总理就问：“给了钱没有？”

　　“哎呀，”张永池叫一声“糟糕，忘给了！”

　　“快给我把钱送去！”总理生气了，大声训道：“要会算经济帐，公私算分明，不然怎么行？”

　　类似的批评，我们都碰到过。刚进城时，我记帐

钱还不够认真，挨了几次批，认真了。我们在总理⾝边工作的同志们议起这方面的事，人人都能说出几件例子。我们共同回忆后，确实敢向全国‮民人‬保证：总理一生奉献，即便⽇常生活也从没占过公家一分便宜。那个年代，⼲部基本都清廉，但未必都心细；总理既廉洁又心细，公私分明，一丝不苟。1961年，‮央中‬办公厅曾组织专人到各省市自治区调查‮央中‬首长⾝边的人下来时有没有拿过吃过公家的东西而未付钱。调查后，⽑泽东很生气，命令从他稿费中拿出万元退赔他⾝边l组吃用的帐。周恩来⾝边的3组最清廉，没有此类问题。

　　这是总理以⾝作则又严格要求，既清廉又细心的结果。

　　总理吃饭，二忌铺张浪费。

　　记得有次我们随总理去广州，他连续工作40多个小时，只睡了4个小时就起

了。

　　工作与睡眠的时间比是10：1。负责接待的同志怕总理⾝体吃不消，想叫他吃多吃好，早餐时多加了几碟地方小菜。总理刚来到餐桌旁就不⾼兴了，把我们叫去，厉声批评道：

　　“我在‮京北‬早餐的习惯你们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搞这么复杂？撤回去！”

　　我们知道总理的脾气，在此类问题上历来说一不二。忙去找服务员。服务员不肯撤：

　　“这算不得复杂，广州人吃早茶就是这样。再说，首长叫端上来的，已经端了还能再撤下去？”

　　我们把服务员的话向总理汇报，然后提议：“这次已经端上来了，先吃吧，下次不搞复杂就行了。”

　　总理要走：“那好，摆在那里吧，我可以不吃早饭。”

　　这下子大家都慌了，服务员赶紧往下撤菜。军区领导听负责接待的人汇报后，很难过。他们都知道总理的作风，难过的是怕总理的营养跟不上，这样几十小时连轴转地工作，累垮了⾝体。想了半天办法，后来决定挑几样小菜，每样取一点，合在一个碟子里端上去。一碟菜很容易吃完，说不上铺张，也不会浪费，总理没再说什么。

　　总理曾多次向我们随行人

待：“一切按标准吃，按标准付钱。”他定有具体要求：

　　“不准吃山珍海味，不许摆⽔果摆糖，发现摆了要撤回去。”他还说：“搞复杂了就是铺张，铺张本⾝就是一种浪费，这种情况一定要杜绝。”

　　记得有次去长舂，我们照例把总理的一贯作风及要求讲给了管理员。管理员以为是说说而已，仍然超标准地上了菜。这下子惹总理生了气，邓大姐找来管理员，在他面前亲笔写了各项要求，并一一作了解释

待。

　　当时，管理员和厨师都很

动。厨师跟我们说：“我⼲了这么久厨师，大官见多了，没少为他们掌勺。有些人也说这不准吃，那不准上，也只是说说而已。还没有见过像总理这样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丝折扣都不许打的首长。我算真服了。”

　　总理的不许铺张浪费，吃饭时处处可以使人感受到。比如吃米饭，他一粒米也不肯浪费。在那时的条件下，这种不浪费一粒米的精神尤其重要。偶尔洒到桌上一粒米，他必要捡起来放嘴里。他拾桌上的米粒与⽑泽东不同。⽑泽东可以用手拾起米粒放嘴里。

　　总理不用手，坚持用筷子。哪怕洒桌上的米粒较多，他也是用筷子一粒粒夹起来，一粒粒放⼊嘴里。我常见这种情况，印象特别深，有时总理连夹几次才能拾起一粒米，放回嘴里去。当他发现我在旁边看着出神时，便微微笑了笑，点着头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哟！”

　　总理吃饭还有个习惯，就是盘子里剩的菜汤要用开⽔冲一冲喝掉。即便餐桌上摆了汤盆，他也要把盘子里的菜汁冲冲喝掉。在他影响下，我们这些⾝边工作人员也都养成了这种习惯。家里吃饭，剩下菜汁总要在饭后用开⽔一冲，当汤喝掉。这种汤往往比做的汤还好喝。

　　现在，我们的这个习惯又影响到孩子们也养成了这种开⽔冲汤喝的习惯。

　　总理吃饭，三忌特殊化。

　　总理爱吃南方各种绿叶蔬菜，越绿得浓越吃着香。记得‮央中‬开杭州会议时，当地

际处的同志发现总理爱吃绿菜，就在我们临离开的前一天，提来一筐菜请我们给总理带上。

　　“不行不行，”我们在场的人几乎同时‮头摇‬摆手“总理对我们有严格要求，这种事讨不来好。”

　　“我们也知道总理严，公私分明。”

际处的同志拿出了‮票发‬“你们给钱不就行了？按市价。”

　　“那也不行。”我们还是不收“搞特殊总理也不答应。”

　　第二天上飞机，成元功发现飞机上放了两筐菜，立刻急了，赶紧找送行的

际处同志：“飞机上那两筐菜是怎么回事？”

　　“不是专给总理的，是托你们带到‮京北‬给‮央中‬几位领导的，有‮票发‬，让首长们都付钱好了。”

际处的同志早想好了对策。给总理一个人是特殊，给‮央中‬领导同志每人一份就不显特殊了。

　　我们也这么想，何况菜拉来再拉回去也不合适，就带到‮京北‬，把两筐菜

给了供应处。供应处将菜卖给每位首长一份，按杭州的市价收钱。我们

供应处的菜，我们又拿了钱去供应处买回一份，这实在是清明廉洁之举了，理直气壮

炊事员给总理做了吃。

　　谁想到呢，总理进餐厅，一眼看见菜，脸⾊立刻变了，大声喊：“把成元功给我叫来！”

　　成元功慌慌赶来，刚进门就听到严厉的一声责问：“这菜是哪儿来的？是不是杭州给带来的？”

　　成元功把经过如实汇报一遍。

　　“我和你们讲了多少次，不许往回带东西，为什么不听？”总理声⾊俱厉。

　　“这不是专给我们一家，是带给‮央中‬首长的，每家买了一份，我们又没搞特殊…”

　　“‮京北‬的老百姓能吃到这样的菜吗？”

　　“…吃不到。”

　　“你还敢说没搞特殊吗？”

　　“我…没想全面。”

　　“我能吃到，群众吃不到，他们会怎么说？想事办事眼光首先要看到群众，要和我本人联系起来，和我的职务联系起来，和政治影响联系起来。飞机是接送我办公事的，不是拉菜的。我们自己制定出的规矩自己不遵守，让下面遵守，别人遵守，那不成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吗？和国民

还有什么区别！”

　　总理气得饭也没吃，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教训。

　　事后，总理情绪平静下来，又召集我们工作人员，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不要以为我要求得过分，我处的位置不同。这类事情最搞不得下不为例，让一步就会开了口子，开了口再堵就不那么简单，你花千倍百倍的力气也不一定堵得住。一筐菜事情小，从一筐菜开了口事情就说不清有多大。我在这个位置上决不许开这个口！”

　　国家进⼊困难时期，人们都到处找吃的，相当一级⾼⼲也不能不把吃

饭当作一件事来对待，都吃不

肚子。群众在互助互济，亲友在互帮互救，许多⾼级⼲部也开始互相关心爱护。非常时期么，有些重灾区很有些“活过来就是胜利”的悲壮气氛，许多过去所信奉的神圣原则现在都似乎可以灵活一些了。

　　青海省委书记见总理生活太清苦，心里很难过，回去后，派人送来一些⻩鱼。这种⻩鱼并非我们平常所说的海里那种⻩花鱼，是青海湖里产的一种颜⾊发⻩的鱼。这种鱼不太好吃，但在那个困难时期，就格外显得珍贵了。

　　周恩来马上知道了这件事，立刻把管理局局长⾼登榜叫来，严厉下令：一、照价付钱。二、批评青海，并通报全国各省。今后一律不准送！

　　实在说，总理也灵活掌握。鱼如果退回去，势必腐烂，在那样的困难时期，一口粮能救一条命，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些⻩鱼糟蹋了。但是总理说：“一省送，数省就会效法送；收一份，就会有更多人把东西送来，所以必须有断然的措施。”

　　这个措施就是严厉批评，立刻通报各省区。

　　总理外出，无论住

际处、招待所还是宾馆，都要求我们不许在小卖部买东西，他自己当然更不会去买。因为那是清廉的时代，也是物质匮乏的时代。建国后，我们开始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后来又摸索自己的路子，却始终不能摆脫物质匮乏的

影笼罩。直到邓小平来设计这份蓝图，才终于摆脫这一

影，走上具有‮国中‬特⾊的社会主义繁荣之路。

　　物质匮乏的年代，商品分配是个大难题，配发几十种票证也解决不完这个难题。于是，各省、市、自治区的

际处都设立了小卖部，卖紧俏商品，将质⾼价廉的商品供应首长和外宾。总理对这种小卖部是很有看法的。

　　记得有次去昆明，总理自己掏钱请我们随行人员吃了顿炒鳝鱼丝，饭后大家说说笑笑在院子里散步。

　　“小卖部开了。”有人说“进去看看吧？”

　　“你们不要去那里买东西，那里面有名堂2”总理皱起眉头说：“什么內部价格呀，你们不要占这个便宜，要买什么到街上去买。”

　　“街上没有。”不知谁小声嘀咕一声。

　　“有就买，没有就不买，⼲吗非买不可？”总理指指小卖部“搞了这种特殊，再讲清廉也是虚假的。人家5元钱买不到的东西，你l元就买走了，你的100元工资就变成元了么。你再跟群众说你只有100元工资，那算清廉还是算骗人？”

　　总理的不搞特殊自然使我们受感动，受教育。但对我触动大，感动不已的，还是他搞特殊化的时候。

　　周恩来夜间常在‮民人‬大会堂开会、接见、处理国际事务或国內大事。按当时制度规定，夜里11点以后，可以吃夜餐。夜餐两菜一场，有夜餐补助，每级⼲部补助多少钱有明确标准，按这个补助标准，夜餐实际上可以不

钱。

　　不到夜餐的钟点，在人大会堂就餐都应

钱，并且定有

钱的标准。⾼级领导人

角，我们秘书工资低，

2角5分钱。

　　可是，总理在人大会堂吃夜餐，坚持照⽩天的标准，

8角钱。我们不好办，人大会堂也不好办，因为夜餐有补助，明文规定了的，

钱也不好下帐。

　　我去向总理汇报解释：“总理，夜餐补助是明文规定的，你不要补助坚持

钱我们不好办。你一向反对特殊化，你这么做也是搞特殊呀。”

　　“是有点特殊化。”总理点头承认“这是因为我的情况特殊。我一般是⽩天休息夜里办公，人家是夜餐我是正餐么，怎么能享受夜餐补助？”

　　“总理，我不能接受你这个道理。”我坚持意见，说：“你睡眠那么少，一天只有三四小时。如果夜餐算正餐，那么⽩天就餐应该算夜餐了？那以后⽩天享受夜餐补助。”

　　“⽩天怎么冒出来了夜餐？讲不通么。你不要给我搞特殊。”总理挥挥手“你去吧，就照我说的办。”

　　“就许你搞特殊，不许我搞特殊…”我小声嘀咕着退出来。有啥办法呢？只好按总理的要求去付款。在我跟随总理的几十年中，这是总理唯一一次“強词夺理”地闹特殊。

　　随着年龄的增大，总理工作量不减，饭量不减，但是变化还是在悄悄发生…总理喜

和群众一道吃饭。在田间地头，他与农民一道吃饭；在工厂矿山，他与工人一道吃饭；在招待所、饭店，他喜

和服务员一道用饭；在⽔库工地，他和民工一块啃窝头咸菜…这种故事太多了，公开出来的文章也不少。我这里讲的可能与以上的故事有些不同。

　　那是“文化大⾰命”中，总理陪外宾外出参观。那几天他吃饭很费力，吃得慢，吃得少。我认为这是睡眠太少，过于劳累造成的，心里很犯急。

　　记得是在参观大寨的前后，在一次行动前，我感觉他有什么事要说，但没最后拿定主意。想到他吃饭的费力，我忙问：“总理，你⾝体不舒服吧？”

　　“不，我⾝体很好…”总理说得肯定。但我太

悉他了，我能感觉出那种看不见听不出的异常。

　　“总理，你有什么事吧？”

　　“嗯，”总理略一沉昑，望住我，用商量的语气说：“这次活动，吃饭要一起吃。

　　你看，能不能设法把我碗里的饭弄软一些？”

　　“可以。饭都是盛好了才端上来么。”

　　“搞特殊了。”总理笑了笑，有些不安和苦涩。他忽然轻轻叹出一口气：“唉，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

　　总理发出这声轻叹时，我看清了他变得灰⽩了的头发；曾经英气

的脸孔已经⾎⾁耗尽，脸孔和脖颈的⽪肤松弛下坠，并且出现了老年斑；他那威武明锐的双眼也深深地凹陷下去…我鼻子一酸，眼前模糊了，赶紧把脸转向一边。

　　“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把我碗里的饭弄软一些，”这就是总理犹豫再三才说出的“特殊”要求啊！

　　我没有忍住泪，慌忙退出屋。

　　我哭了。一个人悄悄地哭了…住年⽑泽东进京后，为防止敌人飞机袭击，住在香山双清别墅。周恩来有大量具体工作要做，住在城里。就住在‮南中‬海丰泽园里的菊香书屋。

　　随着形势渐渐稳定，⽑泽东可以下山进城住了。总理亲自为⽑泽东选住处。在‮南中‬海看了各处的房屋，感觉还是菊香书屋的综合条件好些。于是，周恩来决定自己搬出菊香书屋，请⽑泽东来住。自己再去另找住处。

　　那天我是跟随总理一道去选住处的。总理对‮南中‬海的建筑情况已经很了解，知道有个西花厅还空着，菗空儿去看看房子。

　　西花厅，名字不错，条件却不好。位于‮南中‬海西北角，我跟总理刚进前院，就听到一阵隆隆的马达声，脚下便鲜明地感觉出地颤。看房子时，不时听到一惊一乍的汽车喇叭声，听管理人员说，夜静时连车轮驶过的沙沙声都可以清楚地听到。

　　正说着，玻璃忽然响起来，那是被汽车马达引起共振的原因。

　　“周副主席，这里不行，太吵了。”我和大家一道发表见解。

　　“我住下吵，别人住下就不吵了？”周恩来边看房间边说，末了做个手式：“就搬这里了。”

　　这是典型的‮京北‬四合院式的建筑，两面临街，隔一道墙就是大马路，用总理的话讲，随时可以听到市声，感觉上离‮民人‬群众近些。这是西花厅最大的优点。

　　西花厅分前后院。后院的北屋，有周恩来一间卧室，邓颖超一间卧室，两人合用一个客厅。吃饭时，客厅又作了餐厅。接待內宾在这里，看电视、文化‮乐娱‬也在这里。

　　房间质量比较糟糕，主要是年久失修，房子太旧。地是铺了青砖，年头多，到夏天泛嘲泛碱，墙角一圈⽩碱花印。

　　那年代没有壁纸，墙壁虽然噴了浆，由于泛嘲，不到两年就都变灰暗。房间像一切老式房屋一样，都存在一个采光不好的问题，那种

昏暗的感觉就更浓了。天花板也很陈旧，像上了年纪的老人的⽪肤一样缺少光泽。我们多次提议翻修，他总是说：“我们经济还困难，又在抗美援朝，怎么能为我花这个钱？你们想都不该这么想！”

　　刚进城那几年，总理在这样的条件下办公，落下个腿疼的⽑病。

　　那是深秋时节，几种不利情况全挤到一起：房子嘲

，地泛嘲，又逢秋雨绵绵，总理又是夜间办公的习惯，我记得他批阅文件时，两腿总是没完没了地上下颤动。那也许是下意识动作，不少人坐久了有这种习惯，但总理还常常把左膝蔵⼊右膝窝，这样坐一阵儿，又将右膝蔵⼊左膝窝。我观察一段时间后，判定总理不是“翘二郞腿”这是用两腿轮替捂暖膝头。

　　于是，我找来一块小⽑毯，轻手轻脚过去，盖在总理的腿和膝部。

　　周恩来停下手中的笔，望我一眼，没有反对，说了声：“谢谢你了。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休息去吧。”

　　以后，每年舂秋嘲冷之季，供应暖汽前后，值班卫士都要在周恩来夜间办公时，替他在腿上盖块⽑毯。

　　朝鲜停战，我忍不住提建议说：“总理，铺块地毯吧，其他首长都铺了地毯…”

　　“不要，我不需要。”周恩来摆手。

　　“可是，屋子太嘲，你又不让翻修。首长们到你这里来开会。坐久了都容易腿脚受寒受嘲，特别是一些老人，会闹

腿疼。”

　　周思来似有所动，想了想说：“那好吧，办公室可以铺地毯，来客人共同得益。卧室不许铺，卧室只我一个人住，铺了浪费。”

　　这样，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有了一块地毯。但是卧室始终没有铺地毯。

　　周恩来的卧室陈设简陋。他睡一张双人木板

，上面垫一层棉花套，然后是一条普通棉布褥子。被子也是普通棉布被子。他不喜

花布，喜

素淡。被面是⾖绿⾊的平纹布，被里是普通⽩市布。开始他使用的是养麦⽪枕头，60年代，我们帮他买了个长方形海棉枕头，替换下养麦⽪枕头。对于这一新事物”所费无儿，他接受了。

　　木板

的两边很“热闹”

头两把椅子，脚下两把椅子“四星望月”一样围拱着大木

。因为卧室里没有⾐服架，脚下放两把椅子是睡觉放⾐服用，

头两把椅子是上

批阅文件时，放置文件用。

　　前面讲过，卧室是总理“第四办公室”他每天要在

上办公3至6小时。躺

上办公，吊灯显然不适合，为了借光，周恩来不得不保持某种躺卧的姿式和角度，这样是很疲劳的。

　　我们向他建议：“总理，买个台灯或是落地灯吧，这样有利于办公。”

　　“嗯，是得搞一个，办公需要。”

　　我具体提议：“打电话叫宾馆送一套来，他们有储备，不用花钱。”

　　“自己用，搞那么⾼级⼲什么？”周恩来把手一摆：“不要⿇烦宾馆，这屋里也没人看你的台灯样式。”

　　“这不是变库存积庒为有用么。”

　　“这件事还是按传统办；自力更生、丰⾐⾜食。”总理比划手势：“一个落地灯，很简单，稍微动动手就行。”

　　结果，他请‮南中‬海里的工人用铁管子自己做了两个落地台灯；卧室

头摆一个，办公室摆一个。是30瓦的⽇光灯，用洋铁⽪打的灯罩。用了几天，洋铁⽪反光，晃眼晃得厉害，他让我们在灯罩上刷了层绿漆。从此，这两个落地台灯便再没有动过地方，一直陪伴到他住进305医院，卧

不起。

　　总理住所最不方便的是上厕所。现在的公寓，从

上爬起来就可以进卫生间。西花厅当年不行，从卧室到厕所，须出门走一段路。厕所是总理的“第一办公室”每天一离开

就进“第一办公室”在外面走一段路，特别是遇上坏天气，对年龄大的人就实在是不方便了。

　　前面讲过，我曾利用总理外出视察、开会的机会，组织工人对西花厅进行了一些较大的维修改建。虽然挨了严厉批评，不得不将沙发、灯具、窗帘、家俱等物统统归还公家，不过，厕所总算改建了，一改就不会再恢复原样，解决了总理上厕所不方便的实际困难。

　　年，随着国家经济形势逐步好转，我又动了修修西花厅的念头。

　　西花厅的前院有个⽔池子，有条小长廊。周恩来说：“我们号召‮民人‬节约一滴⽔，一度电，怎么能为我一个人浪费一池⽔？”所以，那⽔池子从未放过⽔，成了我们种试验田的地方。

　　小长廊更是破旧不成样儿。油漆剥脫，木料⼲裂。我同几位同志商量后，找周恩来汇报说：“总理，西花厅的木建筑必须保护，现在就需要修理一下。从爱护古建筑讲，也是应该修修了。⽔池子应该放⽔，改变环境，增加点空气

度，对木建筑也能起保护作用。”

　　周恩来听说保护古建筑，痛快地点头答应：“有道理，可以搞一下。但一定要自费，不准花公家的钱。这里现在是我住么。”

　　我很⾼兴总理能同意，马上与有关部门联系。有关部门来看过后，算算帐，说需要万元。

　　“什么？2万元！”

　　我楞住了。总理和邓大姐的全部存款只有2⼲元，差一位数呢！

　　“总理，人家说维修一下要2万元呢…”我想提议由公家修，到底没说出口，改为请示：“你看怎么办？”

　　“咱们还有多少钱？差不多我可以先找陈老总借点。”

　　“差一位数，咱们只有2千。”

　　“嗯，差太多了…”周恩来沉昑一下，说：“我看暂时放放，形势再好些时再说。”

　　但是，第二年就“天下大

”并且经济形势再没好过。于是，西花厅也再未维修，周恩来在那里住到病重⼊医院，院子房屋都不曾修过。

　　周恩来逝世后，随着经济恢复并迅速发展，赵紫

多次建议邓大姐修建前厅、⽔池、走廊。邓大姐不同意。赵紫

反复劝说，特别提到保护古建筑的意义，邓大姐才点头：

　　“可以保护

地修修，但不能铺张。”

　　然而，一旦动工便顶不住了。⽔池用⽔泥磨地，放⽔养了鱼。长廊油漆一新，绘画很漂亮；房屋也修建得气派多了。大姐多次反对，没有用。

　　‮南中‬海里，部分同志认为应该修；不仅因为邓大姐应该有个好的生活与工作环境，更主要是经济发展了，已经可以拿出钱来保护好古建筑。

　　但许多在总理⾝边工作过的老人，再进西花厅，看到那⾼级漂亮的庭院，都有些想不通，接受不了。甚至有人心里很难过。毕竟这是违背总理生前的愿望和一贯作风。将来一旦对外开放，群众看到那么漂亮的庭院会作何感想呢？而实际上，总理何曾住过一天这么豪华的西花厅？

　　且不论两种意见各有多少道理，毕竟，一个时代过去了，又一个新的时‮开代‬始了。

　　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否定历史，否定过去，否定老一代⾝上闪烁的理想和风尚的光辉。

　　周恩来在家住得俭朴，外出也住得俭朴。他不愿住什么⾼级宾馆，喜

住普通旅馆，朝人群中“扎堆儿”

　　年10月，周恩来

据与苏联赫鲁晓夫达成的协议，去东北哈尔滨接收中长铁路。

　　那天的会议和晚会结束后，已是夜里12点。当地领导给他安排了⾼级宾馆，他不去。他说：“我不住宾馆，太冷清了，见不到人。我随便找个旅馆住好了。”

　　周思来乘车开到哈尔滨喇嘛台南边，随便看到一个旅馆便找上门去。旅馆经理不在，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

钦找到一名服务员，像普通旅客那样，临时找一个空房间便住下来。

　　第二天一早，经理已闻讯赶来，要特意给总理做饭送饭，总理马上拒绝，直奔餐厅，像普通旅客一样买饭，同群众一道边吃边聊家常。了解‮民人‬的生活与想法，了解社会动态。

　　年周恩来到西安，被安排在过去⾼桂滋的公馆里。他喝了一杯茶，不⼲，要去旅馆住。我劝说：“已经安排了，就住下吧。再说旅馆里也太

…”

　　他说：“我不怕

，就怕寂寞冷清。”

　　我说：“你住旅馆，我们的‮全安‬保卫工作不好做。”

　　他说：“保卫不是把我和‮民人‬群众分隔开，那不是保卫是伤害，伤害

与群众的关系。别忘了我们

是靠了‮民人‬群众才有今天。”

　　结果，他住到西安大厦，和群众一道在食堂买饭吃，并且感慨地跟我说了两句话：

　　“我就喜

这种生活。进城后总缺少这种生活。”

　　然而，保卫制度是不允许总理喜

什么生活，缺少什么生活，就去过什么生活。更多的时候还是把他保卫在专门的院子专门的楼房里。

　　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洪山饭店举行；⽩天开会，晚上看戏跳舞。‮央中‬首长里有许多四川人，所以把四川剧团也调来了。演出结束后，兴致

的⽑泽东随口讲出一段话：

　　“这次会议的这种开法很好。过去‮央中‬全会都是在‮京北‬开，以后要到各省去轮流开，可以就地处理这个省的问题，可以了解当地情况，联系各方面。”

　　这话一传出，各省争相修建宾馆，准备‮央中‬全会来本省开。‮央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央中‬委员，不同级别都有一定标准的住宅住房。⽑泽东提倡游泳，‮央中‬领导们都喜爱游泳，所以这种供上层专用的宾馆都要修游泳池。河南一马当先修造了⽔晶宮，多少年空着用不上，偶尔住一个人就要烧起整个建筑的暖气，所以造成‮大巨‬浪费，而且是不住人浪费，住了人更浪费。这种各省争相比赛的浪费，连內蒙、青海、甘肃这些边远省份也不例外。许多建筑，直到实行改⾰开放后，才开始派上用场，才开始往回收取几十年前的投资…周思来曾又难过，又气愤；说多了不行，不说也不行地批评了一些省市负责人：

　　“正是国家困难时期，上马这么一大批脫离群众的工程，很不好。‮民人‬会怎么看？对我们的

不利啊…”对于另一种建设，总理就是积极提倡支持的态度了。

　　周恩来到过陕西、云南和广东的温泉。每到温泉，总理总要先了解当地居民是否有洗温泉的地方？

　　在昆明，有关同志汇报时，谈到温泉给⼲部疗养院占了，老百姓洗不上温泉。总理听后很生气，把省市负责人找来，严厉批评说：“都知道洗温泉好，能治病，有利有好处当⼲部的就占过来，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却没地方洗温泉，你们说你们是国民

还是共产

？老百姓会怎么看怎么想？我叫你们说！”

　　这些⼲部说不出话，只有赶紧采取措施，解决老百姓洗温泉的问题。

　　在广州从化温泉，周恩来同广东省有关负责人谈话，也是先问：“群众有没有洗温泉的地方？”

　　广东的同志说：“暂时还没有。我们考虑过这个问题，主要是经费不⾜，一时难建起来。”

　　“给领导⼲部修，经费就能搞到，一给老百姓修，经费就难筹措，你们说这是为什么？”总理不肯洗了，回到住处派秘书送去200元钱，转告广东省生活管理局的王局长说：“一定要给群众修建洗温泉的地方，这点钱是我和邓大姐一点心意，表示一下我们对筹措经费的态度。”

　　管理局的同志觉得这笔钱不好收，不好作帐，又派人送还总理，说：“总理的心意我们全明⽩了，一定努力为老百姓办事，这200元钱还是请总理收回。”

　　总理不收回，第二次派秘书送那200元给生活管理局，并且转告他们：“下次我还要来检查，看看到底修了没修，是不是真为老百姓办事了。”

　　王局长掉泪了，说：“总理这么关心‮民人‬群众，叫我很惭愧。我们再修不好，对不起群众也对不起总理啊…”像许多用脑过度的人一样，总理⼊睡困难。无论住西花厅还是外出住旅馆、宾馆，他基本都离不开安眠药。

　　⽑泽东睡觉难，为了⼊睡可以二次三次地吃安眠药，用药量比较大。周恩来睡觉难，却不敢多用药，怕吃多了醒不来而影响办公。他每次睡觉只服用一次安眠药，服药后如果还睡不着，那就苦不堪言了。因为总理庒力大，睡觉时间一般只安排4小时，晚⼊睡小时就少睡1小时，到钟点就要立刻叫醒，所以有急于⼊睡的念头；往往是越急于⼊睡就越难以⼊睡。痛苦厉害时，也请保健护士作作头部‮摩按‬，促进⾎

循环，也算一种休息吧。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最盼过舂节。一临近舂节，心里总有个盼头，暗暗喜悦。因为辛苦一年的总理，只有舂节能充分睡两觉。这两觉可以不存庒力地自然⼊睡，自然醒来。

　　我跟随总理几十年，可以肯定地说，总理平时几乎没有自己自然睡醒的时候，都是到钟点就由我们叫醒他。叫不醒就摇醒，摇也摇不醒时，就须两人一架，把总理从

上搀扶起来“強行”在屋里转几圈，直到把他弄醒。那情景至今想起都忍不住要流泪。

　　他事情太多太多，工作太忙太忙，想多睡也不能啊。我跟随他的几十年中，他每天多则睡4小时，少则几天十几天连续工作，然后算个睡眠总帐。

据记录，平均每天睡不够2小时的时候很多很平常。

　　总理严重缺乏睡眠的情况，连越南的胡志明主席也知道。我曾经见到胡主席握住周总理的手不放，充満深情又很不安地劝说：“多睡2小时，你得答应我，以后每天多睡小时，至少睡够5个小时。”

　　周恩来苦笑着摇‮头摇‬，说：“不行，2个小时确实做不到。折中一下，争取多睡l小时吧。”

　　从那样大量而繁重的工作中多挤出l小时的睡眠时间谈何容？可以说基本不可能。

　　总理一般是在三种情况下被叫醒起

的。

　　第一种是正常情况。

　　正常情况下，周恩来抱着文件上

时，值班秘书已把起

后的全部活动项目排列好。

　　前面讲过，活动项目是以分钟为计算单位，一个接一个，中间没有宽裕；一件事误点，就要影响后面一串的活动项目。所以，叫总理起

必须严格按照钟点，晚叫3分钟就可能使一天的活动节奏都受影响，就可能造成手忙脚

的情况。

　　总理的睡眠时间大多数是4小时，至于真正⼊睡的时间够不够4小时，那就说不定了。

　　也许够，也许只睡着了二三小时，⼲脆没睡着的时候也有。

　　叫总理起

的那一刻，对总理对值班人员，都是一件痛苦、困难的事情。

　　一次，我和卫士小⾼准点来到他的大木

旁，连续轻声呼唤；“总理，总理，到点了…”

　　我们先是站着叫，然后俯⾝叫，然后轻轻摇晃他⾝体叫。他先后三次闪闪眼⽪，旋即又合上了，始终没有醒。总理太累又苦太困了。我和小⾼难过地对视一眼：

　　“怎么办？”

　　“豁出去挨顿批吧。”

　　“我是不忍心了…”

　　于是，我们两人眼泪汪汪地退出来，看着手表守在门口。我们不时

换一下目光；不忍心…还是不忍心…就这么一边看表一边

换目光地拖延了一个小时。我把心一硬，说：“不能再拖了，叫醒吧！”

　　我们又来到总理的

旁，连续地轻摇轻唤，总理终于醒过来，两手用力

脸，像平⽇一样，奋力坐起⾝，马上以快节奏开始穿⾐。

　　突然，他怔了一下，看到了表上的时间，脸上陡然变颜⾊，目光‮辣火‬辣地盯住我们。

　　我们忙低下头。

　　“怎么搞的？为什么晚了1小时！”

　　“总理…”我哽住了。

　　“胡闹台，这是不允许的！”总理发脾气了，把他批评人所习惯使用的两句最严厉的话全用上了。

　　“总理，你批评吧。”我流下了泪“我，我们实在受不了了…”

　　“唉，”总理叹口气，把严厉的批评转为一种柔和的说理：“你们的心情我理解。

　　不要总想着我怎么样，要想到工作怎么样，我的工作，时间卡在那儿，到点必须叫。你们好心叫我多睡会儿，可工作还是那么多，不⼲行吗？你们除了打

我的工作节奏，影响一天的活动，并不能减少我的工作量，这不是好心帮倒忙吗？我起不来，你们硬把我叫醒，这是对的；不叫醒，就是错误，以后不允许再发生这类事。”

　　有了这次教训，以后每到时间，我们就狠下心来強行把他弄醒。有时叫醒，有时摇醒，好多次都是“残酷”地把他从

上架起来，搀扶着在屋里走，直到他完全醒过来，奋力地振作起来…唉，我们的总理啊：我一直感到世上没有什么语言能真正表现出我们总理的品格和精神。

　　第二种被叫醒的情况有所特殊。

　　进城时，总理就向我们规定：如果主席找我，不管我在⼲什么，要立刻报告。

　　一天，主席亲自把电话打到我们值班室，是我接的电话，一听就听出是主席的声音：

　　“恩来同志⼲什么呢？”

　　我回答：“睡觉了。”

　　那边迟疑一下，又问：“睡下多久时间了？”

　　我说：“刚睡下，不到1小时。”

　　片刻，⽑泽东在电话里吩咐：“两个小时后你再叫醒他，到我这里有事。”

　　两小时后，我叫醒周恩来，把主席找他的事报告了。

　　“为什么不叫醒我？”总理一边匆匆穿⾐，一边严厉批评说：

　　“我是怎么

待你们的？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只要是主席找我，必须立刻报告！”

　　“是主席叫我过2个小时再叫醒你…”“这是不允许的2”周恩来用断然的手势打断我解释“今后不论任何情况，只要是主席找我，哪怕是刚睡下也必须马上叫醒2”

　　从此，我们又昅取一条教训，只要⽑泽东主席找，总理睡觉我们也不说总理睡觉，马上叫醒总理，向他报告。

　　第三种叫醒周恩来的情况，是在一次边境发来的急电未能立刻叫醒他报告，引得他严厉批评我们，宣布了“这是不允许的”之后。从此，凡有重大事件发生，比如边境冲突，⽔火灾害，列车出轨，飞机空难，地震骤发等等，都必须立刻将他从睡眠中叫醒。

　　周恩来逝世前的最后十来天，多数时间是处于昏睡中。我守在他

边的⽇⽇夜夜里，不知流了多少泪：

　　睡吧，他这一生实在睡得太少了…行周恩来的行，无论走路、乘汽车、乘火车还是乘飞机，都有其特⾊和感人的內容。

　　凡是调到周恩来⾝边工作的同志，邓大姐在介绍情况时总要提醒一句：“恩来同志走路快哪，你们要跟紧了，小心不要跟丢。”

　　总理不会走慢步，跟人散步也像抢时间赶急事，他办公疲劳起⾝绕办公桌走几圈时，也是快步带起一阵风，扇动桌上文件能飘起纸页。从西花厅到舂藕斋，到菊香书屋，到颐年堂，到怀仁堂等处，周恩来那急促轻快的步子时常会出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比他年轻20岁左右，却走不过他，时时要小跑几步才能跟上。

　　总理忙迫而匆匆地快步，与他的少睡一点，再少睡一点，无疑都是在抢时间，抠时间；多争取一点工作，再多争取一点…每当想起总理快速的脚步，不知为什么，我总会联想到一个数学问题。总理活了岁，这个78岁就是生命的极限值；总理匆匆的脚步，快一步再快一点；他的睡眠，少一点再少一点，就是有效的生命序列值；这个序列值在总理那里是无限趋近于极限值，虽然最终也不会达到那个极限值，他却以惊人顽強的毅力和决心，让这个序列值无限地延伸下去，无限地接近于那个极限值。

　　这就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总理喜

坐汽车，哪怕是在‮南中‬海里，路途稍远他也可能坐汽车，这当然也是要抢时间，是为了尽可能地接近那个极限值。

　　周恩来坐汽车有4大特点值得一说。

　　第一个特点是喜

坐国产车。

　　建国之初，他坐大吉斯车，是斯大林送给‮国中‬领导人的。那时我们还不会生产汽车。

　　这部吉斯车老化以后，有关部门准备再为他买一部，他当即拒绝。说：“不能再花外汇去买，要尽快研制出我们自己的红旗车。”

　　红旗车刚研制出来，他就将这种车定为自己的专车。他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

坐国产车。”

　　我曾劝说：“这种车刚研制出来，各方面

能还不稳定，也没经过实践检验，还是等产品完全定型后再坐吧？”

　　周恩来笑着说：“我是试用，不保险才试用，保险了还谈什么试用？我坐上了，可以促进他们改进，促进我们的民族工业发展。我坐红旗车就是为他们做广告。”

　　这句话我

悉，他也说过为‮海上‬表做广告。周总理是第一个戴国产‮海上‬表的消费者，也是第一个乘国产红旗车的‮国中‬领导人。

　　周恩来经常看望一些‮主民‬人士。由于红旗车体型大，张治中、李济深、齐⽩石等各届‮主民‬人士都住在‮京北‬市的小胡同里，红旗车有时开不进去。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同意保留了一辆灰⾊吉姆车。据说这种车是以他的朋友，苏联原外长莫洛托夫的名字命名的工厂所制造，他也只是在需要钻胡同时才使用这种车，平时都是用红旗车。

　　随着我国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国产轿车渐渐多起来。除红旗车外，还大批生产了‮海上‬牌小轿车。从60年代始，凡属大的活动，周恩来总是要求使用国产车，无论是共产

代表大会还是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开会，特别是外

活动中，周恩来总是要求使用国产车。1990年。国家机关一位开‮海上‬轿车的司机说：“周总理在世时，逢上重大活动，最忙最露脸的是我们开国产车的司机，一出动几十辆上百辆，在长安街上浩浩

风光得很。到了80年代就不行了，赵总理看不上我们，越是重要活动我们越没事⼲，出风头的全是外国进口车，好象我们出来就会丢脸似的…”

　　第二个特点是，坐车讨厌前呼后拥。

　　周恩来是共产

‮央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按规定，他的外出有严格的‮全安‬保卫制度。外出路线、所经路口，住地及重点防备地区等等，有一整套‮全安‬规定。一般行动，头天就做好了计划，几点几分到何地，几点几分经何路口或经何路线，事先和警卫部门打招呼。出动时，前驱车，后卫车都要到位。

　　周恩来对此很反感，多次反对，甚至严厉警告不许前呼后拥跟随他。

　　“浪费，没有必要！”周恩来朝我挥着手说：“你去跟他们讲，我不要这一套。像这样还怎么接近群众？吓也吓跑了，影响很不好嘛！”

　　我没有动步，提出不同看法：“不要警卫跟着，万一路上坏了车呢？不说‮全安‬吧，也要耽误时间，影响工作啊。比如外宾等候接见，你的车坏到半路上怎么办？”

　　“并不是每次外出都有外宾等候，可你们每次都要搞这种前呼后拥。有重大国事活动搞，这还可以；我去看个朋友你们也搞这种做法就很笨，缺少灵活

。我在重庆时做过这方面工作，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活动要有不同的措施和方法。比如我去看望‮主民‬人士，我去‮民人‬群众中间了解情况，你们这样前呼后拥是什么影响？连自己的‮民人‬群众都信不过还谈什么为‮民人‬服务！”

　　周恩来在某些活动中，明确警告不许警卫车跟随。一般情况下只有我和卫士⾼振普随他乘主车外出，警卫车虽然被严令不许跟随，但为了‮全安‬，还是悄悄地隐蔽跟随。周恩来是非常机敏的，警卫车隐蔽，仍然要被总理从汽车反光镜中发现。

　　“你们不要搞这种‘盯稍’，我在重庆常被跟踪，有经验，你们瞒不过我。”总理又气又烦又无奈“说过了你们就该执行，为什么还要悄悄跟着？浪费么，没有必要。”

　　警卫人员听着，不急于反驳，但也不说“改正”毕竟他们有他们的制度要求。

　　总理也知道他们的难处。为了不叫警卫车跟随，周恩来有时会突然行动，使他们

本来不及通知警卫，上车就走。这时，车上除了总理，只有我或小⾼，加上司机老杨共个人。这时周恩来会感到一种自由或愉快，会笑着说：“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就是要摆脫这些形式主义。”

　　第3个特点就是喜

坐快车，并且决不浪费车上的时间。坐在车上，或吃饭，或批阅汇报条，或听取秘书口头汇报，

待一些工作。如果没什么事，总理会抓紧车上的点滴时间打个盹。

　　总理正经睡觉困难，离不开安眠药；打盹却有超一流的能力和表现。这主要是在汽车上，如果没公事没陪客，短到两三分钟，长到几十分钟，他都可以打个盹；而且说盹就盹，说醒就醒。

　　我当副卫士长及卫士长时，仔细观察过总理的打盹。他的打盹主要有三种形式或叫情况。一种是被动的，就是前面讲过的在办公桌旁疲劳困乏到极点，⾝不由己地打起盹；头一下又一下失控地耷拉；刚挣扎着抬起来，马上又垂落，手中的笔也会失控地落下去，又沉落下去，在文件上留下点状道状的墨痕。当他的头大幅度地垂落时，会突然惊醒，忙捏捏鼻子，

眉头，揪揪头发，然后抓起清凉油，用手指往太

⽳和额头上擦抹，一边望着文件上跑笔的墨污‮头摇‬。

　　另外两种打盹主要都是在汽车上。

　　一种情况是路程较远，坐车时间稍长些的时候，比如在京时去机场接客，比如在广州，从南湖到小岛，总理上车刚坐稳便看一眼手表，庒庒手势吩咐：“都不吵，睡觉啊。”

　　听到这声吩咐，所有人便屏息静气，司机杨师傅警惕车开平稳，总理习惯地靠在沙发座的一侧，头向右一歪，很快就⼊睡了。这种时候，他不会失控地把头向前垂，可以几十分钟一动不动，呼昅变得均匀绵长细微，是真正迅速有效的沉睡。

　　车到站，我们都是一动不动，只把目光投向沉睡的总理。总理像是有第六感官，像是具备生物定时器，每次都一样，我们的目光一触到他，他便微微一震，一下子睁开眼：

　　“噢，到了。”

　　说着，用力

脸，便精神焕发地投⼊新的工作中。

　　如果路途近，坐车时间短，比如从‮南中‬海到‮民人‬大会堂，三五分钟的时间，总理就不说什么“别吵，睡觉”之类的话，也无须把头朝右歪靠沙发座。他会坐正⾝体，全⾝放松，眼⽪微微合上，像是意守丹田，像是“⼊定”一般。

　　总理是会气功的。这不是那种劈石碎砖的硬气功，也不表现在各种腹呼昅的运用，他的气功是在意念上对静的追求，由意念导引着全⾝⾎

的循环，肌肤神经的松弛，脑筋的⾼效休息。这种带有极大调理

的休息，效果是惊人的。我常常感到，在各种紧张，繁忙，有时

烈有时枯燥的马拉松式的无休无止的劳作中，当总理精疲力尽地完成一项工作，乘车去另一个地点继续另一项工作时，就这短短几分钟的“⼊定”这几分钟的调理休息，就能使他在下车时重新神采奕奕，两眼大放光辉。

　　当我们二十几名秘书与总理经年展开车轮大战，当全国所有的神经束都导向总理，源源不断输来各种信号，总理永不疲倦地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时，当总理常年累月超负荷运载，令人不可思议地睡眠少时，我便不能不想到总理那汽车上的打盹。沉睡几十分钟也罢“⼊定”几分钟也罢，正是这见

揷针式的调理休息，维持着总理的精力和思维活动。

　　总理的一切生活习惯都是为了适应他的工作。他那超人的工作量，不仅是靠奉献精神和顽強意志来保证，也是靠了几十年艰苦奋斗所锻炼出来的具有科学

的休息方法来实现的。

　　总理坐车喜

提醒司机老杨：“慢点，开慢点。”他喜

提醒这句话，是因为他喜

坐快车。他一生抢时间抢速度，能坐飞机就不坐火车，那么坐汽车当然希望车能开得“飞”起来，快一点就能多⼲一点工作。

　　基调是快，必要时就须关照司机放慢。

　　我的观察，当路上行人车辆多时，总理会关照司机慢；天下雨下雪，地上积⽔结冰，总理会关照司机慢。我至今一合眼，就能鲜明如初地看到那一幕；雨小了，马路上积了不少⽔。总理不肯仰靠坐椅，而是前倾着⾝体，双手扶着前排椅背，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街上的倩况。马路两边不但流动着雨⽔，也流动着自行车和行人。总理一边观察一边不停地念念有词：“慢点，再慢点，不要溅⽔，别溅⽔…小心，小心有⽔溅了人…”

　　总理就是这么细心，时刻想着别人。

　　总理坐车多，遇到的事也少不了。

　　年夏天，我们跟随总理，乘一辆嘎斯69吉普车去河北平山县的岗南⽔库。汽车飞快地驶在野外的公路上。突然，前面出现了一辆马车，一个老农民赶着一辆两匹马拉的大车。那时的牲口见汽车少，马被汽车惊了，

奔

跑翻到路边的沟里。

　　“停车，快停！”总理下令。司机刹住车，总理跳下车就奔去抢救人。那个老农民已经爬起⾝，看样子伤得不算重。可是总理不走了，下命令说：“赶快用我的车送老汉上医院检查，我们就在这里等吧。”

　　我说：“总理，汛期快到了，岗南．⽔库那边还等您去汇报…”

　　总理摆一下手：“来得及。你们不要说了。”

　　一直等到送老汉的车从医院回来，报告老汉没什么危险，总理才上车继续赶路。

　　年在北戴河，总理的车经过一座木桥时，隆隆的木桥震动声惊了河对岸一辆马车。惊马朝桥旁的斜坡冲去，把车上拉的一名病号给掀了下来。总理马上下令，又是跑去病号旁。那病号长了一⾝毒痂，触目惊心，总理却像⽗亲一样毫不嫌恶，仔细察看了农民的病情，马上命令送医院。

　　到住地后，我们后怕的是，如果惊马冲过来，把总理的车撞挤到河里该多危险，总理想的却是那个病号，一进门就给医院挂电话，询问病情伤情…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比如有次总理外出，车开到府右街时，一个女孩子骑自行车猛地从临街胡同里冲出来，撞到总理的车上。女孩子是自己撞到汽车上，当时总理的车已急刹住，所以女孩子没受什么伤。但是细心的总理发现女孩子⾐服挂破一块，马上叫警卫去买件新⾐服给那个女孩子送去了…然而，总理坐快车也是遇过危险的。

　　记得那是1961年6月15⽇下午，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

　　总理定于下午2点半到钓鱼台看望来访的越南总理范文同，然后陪范文同到‮民人‬大会堂参加万人

大会。

　　总理的时间以分秒计算安排，外出都是选最近的路以能够允许的最快速度行驶。那天行驶的路线是：府右街——西四——⾩成门——钓鱼台。

　　按以往习惯，总理坐右排左侧，成元功坐后排右侧，我坐前排司机旁位置。司机杨金明技术一流，两手在驾驶盘上大幅度地滑来滑去。那时‮京北‬城里汽车不多，我们的车速很快，箭一般驶出了⾩成门城楼。这时，道路变宽，行人更少。视野远阔，杨金明加大油门，车像要飞起来一般。

　　就在这时，突然从路南一个大门里钻出一辆大卡车。按理说，这家伙右拐东行，两车各走一边，互不妨碍，所以老杨并没减速。谁料到呢，大卡车就像国民

特务制造暗杀事件一样，在两车即将

会的刹那，突然驶⼊逆行道，既不开大迂回指示灯，也不鸣笛，直向总理座车撞过来，在那间不容发之际，老杨猛踩刹车，疾向右闪避。不料想，右前方正是一

耝大的⽔泥电线杆子，大卡车撞过来将把总理的座车在电线杆子上挤扁。

　　一切都是在刹那间发生和完成的。老杨惊叫一声：“不好！”几乎是在他喊叫的同时，我扭转⾝子想扑过去保护总理，这完全是一种本能，在猛烈对撞中这个动作有多大意义就不得而知了。但座车是三排座，在我和总理之间还隔了一排活动椅，用不上力。

　　我绝望地叫一声：“总理！”

　　说时迟那时快，成元功侧⾝用自己⾝体去掩护总理并且用左手护向总理心脏部位。

　　总理的右手也用力支撑住前排座位的靠背，准备

接那威猛剧烈的一撞。

　　也就是杨金明了，换别人简直不可想象怎么避开这种比蓄意谋杀还要凶狠的冲撞。

　　杨金明那声：“不好”刚出口，方向盘已经快似陀螺地疾转，车子敏如脫兔地窜向左，避开⽔泥杆，驶向左边的逆行道。

　　现在的形势是大卡车冲向右边逆行道撞我们，我们向右避不开就冲向左边逆行道，与大卡车对换了位置，都进⼊了逆行道。但大卡车似乎不死心，在我们左闪的同时，这家伙也又扭头冲回左边，还是要撞！杨金明脚下死命一踏刹间，方向盘疾转，座车猛甩了180度的大调头，嘎然停住。这种大调头产生的离心力，使总理我们3人都摔倒在座椅上。现在是车后庇股对着卡车，它要是撞，也只能撞着我们一道朝前冲，不会发生致命的危险了。爬起⾝看时，那辆卡车在大马路中间来了个大迂回，不再向我们追逐冲撞，不打灯不鸣笛，大摇大摆驶回它刚才驶出来的那个院子里去了。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一样，他也

本不在乎他的“谋杀”行动。

　　这样重大事件，总理却平平静静说一句：“快赶路，去钓鱼台不能误点。”

　　汽车又“飞”起来，直冲钓鱼台。杨金明脸⾊苍⽩，目光闪闪地警惕着路面，以最快的速度冲向钓鱼台。驶⼊大门时，总理评论一句：“老杨技术⾼，处理得好，今天避免了一场大车祸。”

　　下车后，总理严肃地嘱咐成无功：“你去查一查那个卡车是怎么回事？”

　　我跟总理去看范文同，成元功去调查那个卡车。他很快查明了原因。

　　驾车者是电车一厂的一名维修工，既无执照又不懂

通规则，那家伙是私自偷开车，跑出来玩的。真是混蛋透顶，差点当一个千古罪人。

　　总理却仍然关心这个肇事者，让成元功转告厂领导，要加強制度管理，对这位工人要做好思想工作，按规章制度进行批评和处理，决不许因为是冲撞了总理的车而加重处分。

　　不过，人的素质太差时，你就是教育、批评、处分也未必起多少作用。这个肇事者闯这么大漏子，仍然不昅取教训，后来又违反规程，在“文化大⾰命”中被电车庒死了。

　　经调查，责任全在他本人，是他违反了规程制度。

　　所以，现在我一看到电视和报纸上拿出来示众的那些

通肇事者，心里就一股火，总觉得对这些人处理应该再重些。

　　第4个特点是公私分明。

　　那天，周恩来要去人大会堂接见外宾，他乘车由西花厅开至‮京北‬饭店，理发刮脸之后再驱车去人大会堂。

　　在‮京北‬饭店上车时，周思来轻轻拍一下司机老杨的肩膀，提醒说：“从西花厅到‮京北‬饭店算私事，从这里到人大会堂才算公事，你不要又笼统搞错帐。”

　　杨师傅说：“总理放心，我早记上帐了。”

　　周恩来在建国后，一直坚持私人用车要自费。工资发下后，钱归我管，工资表他一定要过目，就是检查是否扣除了用车费和外出用餐费等。他把看戏、跳舞、到公园散步、到饭店理发算作私事，把去医院看病人，到‮主民‬人士家拜访及看望外国朋友这类亦公亦私的事也都算作私事用车，都坚持自费。他乘车的记帐，先由我记；后来嫌我记的帐有疏漏，转

钟步云记。老钟遇空难后，就直接

由司机杨金明本人记帐了。总理说：

　　“你开车你记帐，这样不会出现疏漏。”

　　帐记下了，

通部门如果忘记或没按时依照帐目从他工资里扣钱，

通部门要挨批，我们也会挨批评，责任是没有提醒

通部门扣钱。在这样严格的要求下，自然再不会发生用私车漏

钱的情况。

　　周恩来无子女，但侄子侄女及亲戚并不少，这些人来看总理，那是坐公共汽车。周恩来曾明确规定：我的任何亲属都不许派车。

　　有次，他的一个侄子一个侄女相约来看望，同周恩来邓颖超，一道吃饭谈话。出来时，已是晚上7点多。我从门前过，见他俩正焦急地小声议论：“唉呀，来不及了！”

　　“可能已经开演了，快走吧…”

　　我心里一动，停下来问：“你们要⼲啥去？”

　　“到工人俱乐部看演出，来不及了。7点半就开演…”

　　我看一眼表，说：“来来，我送你们去。”

　　我们这些人都会开车，我用车把他们送到工人俱乐部，回来正碰上邓大姐的秘书。

　　秘书问：“你⼲啥去了？”我心知不妙，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应付道：“没⼲啥。”

　　可是这位秘书还是猜到了，报告了邓颖超。工夫不大，周思来和邓颖超一同把我叫去，像这样共同与我谈话还是少有的，可见问题严重了。我不敢说谎，老实承认用车送人了。并解释说：“这是特殊情况，不然就要误了看演出。”

　　“你以为这是对他们好吗？”周恩来皱着眉头盯紧我：“晚到几分钟，少看一段有什么了不起呀？你是帮助他们搞特殊，助长他们的优越感！”

　　我不敢回嘴，低下头，赧颜地闷声不响。

　　“记住，这是不允许的。”周恩来⼲脆明⽩地警告一句。这一声至今响在我耳边。

　　我再不曾用车接送过周恩来和邓大姐的亲属，我自己和我的家人也从未用过公车。我会开车，却一次也没用车办过一件私事。就是办公事，只要来得及，都坚持骑自行车，实在来不及了才开车。现在我离休了，老⼲部局定期发给我公里数，但我仍然没用过。没那个习惯。我的习惯是受周恩来影响而形成的——凡事一定要公私分明。

　　周恩来离开‮京北‬去全国各地，按规定都是乘专列。专列由前驱车、主车及后卫车组成。这是‮全安‬部门规定的，不是周恩来个人所能改变得了的。

　　正因为如此，周恩来极少乘专列，除非视察各地，需要沿途了解情况，否则是不肯坐专列的。他只喜

坐飞机。

　　他曾对我说：“坐专列太浪费，主要是浪费时间，工作不允许。”

　　周恩来乘专列时，很注意不要随意停车。⽑泽东对这一类事不大注意；专列行驶中，工作累了休息，并不在意专列行驶在单行线还是双行线，到站还是没到站？一旦想睡觉了就睡。他一睡觉。有关部门便会通知司机停车。有时专列停在单行线上，便会造成其他列车晚点。

　　周恩来对这些具体事是非常细心。有个说法不全面不准确，但确实反映了部分实际情况：⽑泽东只想他所关心的大事，周恩来则还要时时想到关心到别人所遇到的事。

　　比如，他偶尔坐了专列，不到站决不许专列停车。他多次告诫我们：“要保持同司机和铁路部门的联系，千万不要因为我们搞得其他列车运行晚点。”

　　建国以来，周恩来只坐过有数的几次专列；一般专列行动，容易影响其他列车晚点，但周恩来乘专列，从未影响过其他旅客列车的正常运行。

　　总理外出，主要是坐飞机。在重庆时，我就跟随他乘坐到lOO多次飞机，前面讲过，多次遇险，却从未因此远离飞机。建国后，他的专机是一架苏制伊尔18型飞机，编号为“208专机”国內外都知道，很有名。机长是张瑞蔼，改⾰开放后出任‮国中‬联航总经理，是一位非常有经验，有技术，有胆量的优秀飞行员。

　　对于总理的喜

坐飞机，张瑞霭曾开玩笑问总理：“总理，你是不是崇拜飞机？你怎么那么爱坐飞机呀？”

　　总理笑着说：“飞机好啊，它快嘛！坐飞机能节省时间，办事效率⾼嘛。”说着，右手在面前轻轻带过一下：“我喜

坐飞机，可不等于不支持铁道部的工作，不等于不关心铁路建设哟。他们不要对我有意见哟。”

　　总理对于他的机长张瑞霭是很感自豪的。尼克松访华，要坐他自己的专机去杭州、‮海上‬访问。总理不同意。

　　“你们在我们境內旅行，应该坐我们的专机嘛。”周恩来坚持道。基辛格深知‮国中‬人的民族自尊感，积极帮助斡旋，说服‮国美‬方面接受了总理的意见。尼克松任总统期间，只乘过一次外国飞机，这就是周恩来的专机。

　　当周恩来的专机在‮海上‬虹桥机场降落时，尼克松对周恩来竖大拇指：“飞得很好！”总理荣然一笑：“这是我们自己培养的飞行员，我很信任他们。”

　　基辛格接过话头说：“总统是第一次乘坐外国飞机，因为‮国中‬飞机是最‮全安‬的。”

　　总理乘飞机的故事很多，张瑞霭写过回忆文章，我在前些章节也写过一些，这里不多讲了。我只讲这样几句话：

　　总理逝世后，有人计算他

劳天下事，乘飞机所飞距离，可以飞到太

。当你计算这段飞行距离时，你是否想过？他那颗伟大的心就像太

一样永远光照着人间！ｕＭUｘＳ.ｃO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