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自传手打全文字_第三章与西洋的早期接触

书号:42344 时间:2017/10/5 字数:3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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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亲有两张墙上挂的画，挂在一个大客厅里。那个客厅是由一个旧教堂的房子改为牧师住宅的。一张画上画的是一个西洋少女，很俊很甜的脸，手里拿着一个无边的女人帽子，里面装着几个

蛋。⺟亲一定是从很好的西洋杂志上剪下来的，大概是《星期六晚报》（TheSaturdayEveningPost），她常用这本杂志夹针线和小的针线活计。另一张画上画的是清朝的光绪皇帝，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发动了维新运动，"百⽇维新"是人人知道的，圣旨一道一道的颁布，废科举，建铁路，开矿产，后来忽然被他的伯⺟西太后监噤于‮南中‬海瀛台，直到十年后不明不⽩的死去。他和西太后死在同一天，因为西太后知道自己死期已至，使人把光绪皇帝毒死，原因是她怕她死后光绪皇帝要在她的名声和政策上报仇，她认为那是不能容忍的。

　　家⽗，没有什么政治关系，但是一心赞成主张维新的光绪皇帝和他的新政，这和当时在⽇本的‮国中‬那些领导人物如孙中山先生他们一样。虽然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击败拳匪进⼊‮京北‬之时，已经仓皇狼狈的逃到西安，这时仍然算是在位当权。由于与列強议和，她才得以重握政权，但直到一九一一年（即宣统三年）清室被推翻，‮华中‬民国建立之前，她依然是顽固不改，作威作福。

　　本章的主题为西洋文明对‮国中‬的冲击，从思想方面到工业技术方面。牵扯到一连串的适应与整个问题的检讨。但是检讨这项繁难的重任是在‮国中‬方面，以后事实可以证明，在文化

流上，‮国中‬是负债方面。那种

流的进行至今尚未停止。

　　范礼文博士（Warnshius），后为伦敦纽约国际协会秘书。他为人

襟开阔，眼光远大，通情达理，又多才多艺，实远超过当时一般的传教士。不知道由于什么好运气，西溪得以有这么个好牧师派来此地，这里离坂仔很近。范礼文博士大约六英尺⾼。使我们接受到西洋学问的，就是这位牧师。在"‮海上‬基督教文学会"，在由林乐知（YoungJ．Allen）主持之下，当时发行一份一张纸的周报，叫《通问报》（ChristianIntelligence），油墨纸张甚劣。今⽇手下若还保存一份就太好了。范礼文博士不但把这份周报寄给我们，另外还寄‮海上‬基督教文学会出版的很多书和小册子。家⽗遇到了他，算是找到了知音，不久与他成了莫逆之

。

　　我们对西方最早的接触，是范礼文博士留下的一个领扣儿，因为他夫妇住在我家最上的一层楼，我们家也就是那个老教堂。孩子们对于那个光亮的领扣儿到底是什么东西，大家猜测了半天。他夫妇又留下了几个罐头筒儿，那一定是盛牛油的。我们‮国中‬人闻起来，简直全家里都是牛油味道。我记得他们走后，姐姐曾把所有的窗子敞开，好让屋里散掉那种气味。我相信家⺟用来夹针线的那本《星期六晚报》刊物，一定是来自范礼文太太之手的。

　　这些虽然是我对西方接触的一些不相⼲的事情，但是我认为对我很重要。家⽗知道圣约翰大学，就是在《通问报》上看到的，因此又梦想到牛津大学，柏林大学。家⽗的月薪是二十块，后来增为二十四块，收⼊虽极微薄，仍然不能打消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海上‬基督教的⾼级学府去求学的愿望。

　　在坂仔建筑一个新教堂时，我大概是十二岁。那时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发生了。在三十或四十英尺宽的房顶的重庒之下，教堂的墙壁，可以看得见被庒得越来越歪。范礼文博士向‮国美‬购买钢筋。在钢筋渐渐束紧之下，把墙又拉正，大家可以看得见房顶的鹰架立起来。范礼文又在教堂进口处的钟楼上增加了一个钟。与基督教相竞争的佛教寺院里，也安装上一个大鼓。那个寺院也在那条街上，相距约六十英尺远近。

　　在礼拜天，教堂的钟鸣，寺院的鼓也响。

　　对于教会，有两个敌对者。一个是教徒的儿子，已然过了中年，大家叫他金老伯。他的房子坐落在河对面的木桥下面，那个桥通到当地唯一的一条有商店的街市。每数年之內，那座桥必然为洪⽔所毁，每毁一次，金老伯就发一次财。因为他又要募捐，再修造一座木桥。木板不平不直，过桥人可以看见脚下的流⽔。我们都知道，修桥就是他维生之计。那条有小商店的街道不断被洪⽔侵蚀，等我长大时，那些小商店只剩下一半了。

　　有一天，在清凉的月夜，家⽗一时兴起，从这座木板桥经过去布道。别人告诉我，我降生那一年，⽗亲是四十岁。有一次，外出之时，他染患了感冒，几乎丧命。讲道之时，他曾出大汗，回家之后又没换⾐裳，得了很严重的肺炎。⺟亲非常焦虑。⺟亲那时正要生第五个儿子，她只好想办法自己接生。至于她怎么忍痛生产，就不得而知了。⽗亲则把他怎么样出去在房子后面那条小溪中去洗产后那些脏东西，对我不知说了多少次。

　　我第二次接触西方文明，是我第一次看见从Chioh-be和厦门之间汽船上蒸汽机的动作。我当时看得着了

，呆呆的默然不语。后来在学校，看见一个活塞引擎图，自然充分了解。从那时起，兴趣始终是在科学上，很想以后做个物理教员。有人问我长大之后要⼊哪一种行业，我的回答是（１）做一个英文教员，（２）做一个物理教员，（３）开一个"辩论"商店。最后这一条是当地的一种说法，而不是指一个真正的行业。普通说你开一个商店，参加论战的一边，向对方挑战，你称一件⽩东西为黑，或称一件黑东西为⽩，这样向人挑战。我当时显然是以有此辩才而为人所知，因而兄弟姐妹们都叫我"论争顾客"。

　　我的中等教育是完全浪费时间。学校连个图书馆也没有。在厦门的寻源书院和非基督教学校之间的差别，就是非基督教学校看⽇报，而我们学校不看。我们有地理，算术，经典，一薄本的地质学。课后，我们只是玩耍游戏。踢毯子，玩由一个哑铃斫下来的两个木球，这就是我们最得意的游戏。我们都穿木屐，所以每逢踝子骨被一个木球打着，实在疼得很。

　　我们捉弄老师的鬼办法之中，有一件是背书的事，很好玩儿，每个学生都很得意。我们当年都站在走廊下等候，有的人被叫进屋去背书，通常是在两页到三页之內。他背完之后，就以开门为信号儿叫另一个人进去背，他做个信号儿，表明要背的那段文字是在前一半儿或后一半儿，由于把门开了三到四次，别人就知道要背的是哪一部分了。

　　我记得清楚的，只有校长的珠算盘。校长是一个贪婪无厌的人。当时鼓浪屿很繁荣，做房地产是好生意。我听见他那不停的打算盘声。他的办公室在第一层楼，正面对着楼梯口，因此他可以管理学生的出⼊。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出去买消夜食物，我们会用竹篮子把东西吊上楼去。

　　至于学校用的书，我既不喜爱，也不厌恶。太容易，太简单了。

　　我对西洋音乐着实着了

。我是受了‮国美‬校长毕牧师夫人（Mrs．Pitcher）的影响。她是一位端庄淑雅的英国女士，她说话的温柔悦耳抑扬顿错，我两耳听来，不啻音乐之美。传教士女士们的女⾼音合唱，在我这个‮国中‬人的耳朵听来，真是印象深刻，毕生难忘。

　　我们也看见过法国‮国美‬的⽔手，普通大都是在鼓浪屿街上喝得醉醺醺，东倒西歪的。偶尔也有一个英国⾜球队在一个有围墙的球场赛⾜球，他们不喝茶，喝别的饮料，有时有军乐队演奏，由‮国中‬的仆役端送饮料。我夹杂在别的儿童之中，由围墙的

隙中往里窥探，对他们洋人好不羡慕。

　　俱乐部若有舞会，我们寻源书院的学生常常立在窗外，看里面男男女女穿着晚礼服，在大庭广众之中互相拥抱，那种令人难以相信的人间奇观，真是使人瞠目吃惊。

　　在光绪三十三年，‮国美‬老罗斯福总统派‮国美‬舰队来到澳门，那时⽇俄战事刚刚结束不久。我们因为是教会学校的学生，应邀前往参观。那是伟大武力的最好的展览。这些都刺

我向西方学习的愿望。 uMuxS.cＯ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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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有两张墙上挂的画，挂在一个大客厅里。那个客厅是由一个旧教堂的房子改为牧师住宅的。一张画上画的是一个西洋少女，很俊很甜的脸，手里拿着一个无边的女人帽子，里面装着几个蛋。⺟亲一定是从很好的西洋杂志上剪下来的，大概是《星期六晚报》（TheSaturdayEveningPost），她常用这本杂志夹针线和小的针线活计。另一张画上画的是清朝的光绪皇帝，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发动了维新运动，"百⽇维新"是人人知道的，圣旨一道一道的颁布，废科举，建铁路，开矿产，后来忽然被他的伯⺟西太后监噤于‮南中‬海瀛台，直到十年后不明不⽩的死去。他和西太后死在同一天，因为西太后知道自己死期已至，使人把光绪皇帝毒死，原因是她怕她死后光绪皇帝要在她的名声和政策上报仇，她认为那是不能容忍的。　　家⽗，没有什么政治关系，但是一心赞成主张维新的光绪皇帝和他的新政，这和当时在⽇本的‮国中‬那些领导人物如孙中山先生他们一样。虽然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击败拳匪进⼊‮京北‬之时，已经仓皇狼狈的逃到西安，这时仍然算是在位当权。由于与列強议和，她才得以重握政权，但直到一九一一年（即宣统三年）清室被推翻，‮华中‬民国建立之前，她依然是顽固不改，作威作福。　　本章的主题为西洋文明对‮国中‬的冲击，从思想方面到工业技术方面。牵扯到一连串的适应与整个问题的检讨。但是检讨这项繁难的重任是在‮国中‬方面，以后事实可以证明，在文化流上，‮国中‬是负债方面。那种流的进行至今尚未停止。　　范礼文博士（Warnshius），后为伦敦纽约国际协会秘书。他为人襟开阔，眼光远大，通情达理，又多才多艺，实远超过当时一般的传教士。不知道由于什么好运气，西溪得以有这么个好牧师派来此地，这里离坂仔很近。范礼文博士大约六英尺⾼。使我们接受到西洋学问的，就是这位牧师。在"‮海上‬基督教文学会"，在由林乐知（YoungJ．Allen）主持之下，当时发行一份一张纸的周报，叫《通问报》（ChristianIntelligence），油墨纸张甚劣。今⽇手下若还保存一份就太好了。范礼文博士不但把这份周报寄给我们，另外还寄‮海上‬基督教文学会出版的很多书和小册子。家⽗遇到了他，算是找到了知音，不久与他成了莫逆之。　　我们对西方最早的接触，是范礼文博士留下的一个领扣儿，因为他夫妇住在我家最上的一层楼，我们家也就是那个老教堂。孩子们对于那个光亮的领扣儿到底是什么东西，大家猜测了半天。他夫妇又留下了几个罐头筒儿，那一定是盛牛油的。我们‮国中‬人闻起来，简直全家里都是牛油味道。我记得他们走后，姐姐曾把所有的窗子敞开，好让屋里散掉那种气味。我相信家⺟用来夹针线的那本《星期六晚报》刊物，一定是来自范礼文太太之手的。　　这些虽然是我对西方接触的一些不相⼲的事情，但是我认为对我很重要。家⽗知道圣约翰大学，就是在《通问报》上看到的，因此又梦想到牛津大学，柏林大学。家⽗的月薪是二十块，后来增为二十四块，收⼊虽极微薄，仍然不能打消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海上‬基督教的⾼级学府去求学的愿望。　　在坂仔建筑一个新教堂时，我大概是十二岁。那时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发生了。在三十或四十英尺宽的房顶的重庒之下，教堂的墙壁，可以看得见被庒得越来越歪。范礼文博士向‮国美‬购买钢筋。在钢筋渐渐束紧之下，把墙又拉正，大家可以看得见房顶的鹰架立起来。范礼文又在教堂进口处的钟楼上增加了一个钟。与基督教相竞争的佛教寺院里，也安装上一个大鼓。那个寺院也在那条街上，相距约六十英尺远近。　　在礼拜天，教堂的钟鸣，寺院的鼓也响。　　对于教会，有两个敌对者。一个是教徒的儿子，已然过了中年，大家叫他金老伯。他的房子坐落在河对面的木桥下面，那个桥通到当地唯一的一条有商店的街市。每数年之內，那座桥必然为洪⽔所毁，每毁一次，金老伯就发一次财。因为他又要募捐，再修造一座木桥。木板不平不直，过桥人可以看见脚下的流⽔。我们都知道，修桥就是他维生之计。那条有小商店的街道不断被洪⽔侵蚀，等我长大时，那些小商店只剩下一半了。　　有一天，在清凉的月夜，家⽗一时兴起，从这座木板桥经过去布道。别人告诉我，我降生那一年，⽗亲是四十岁。有一次，外出之时，他染患了感冒，几乎丧命。讲道之时，他曾出大汗，回家之后又没换⾐裳，得了很严重的肺炎。⺟亲非常焦虑。⺟亲那时正要生第五个儿子，她只好想办法自己接生。至于她怎么忍痛生产，就不得而知了。⽗亲则把他怎么样出去在房子后面那条小溪中去洗产后那些脏东西，对我不知说了多少次。　　我第二次接触西方文明，是我第一次看见从Chioh-be和厦门之间汽船上蒸汽机的动作。我当时看得着了，呆呆的默然不语。后来在学校，看见一个活塞引擎图，自然充分了解。从那时起，兴趣始终是在科学上，很想以后做个物理教员。有人问我长大之后要⼊哪一种行业，我的回答是（１）做一个英文教员，（２）做一个物理教员，（３）开一个"辩论"商店。最后这一条是当地的一种说法，而不是指一个真正的行业。普通说你开一个商店，参加论战的一边，向对方挑战，你称一件⽩东西为黑，或称一件黑东西为⽩，这样向人挑战。我当时显然是以有此辩才而为人所知，因而兄弟姐妹们都叫我"论争顾客"。　　我的中等教育是完全浪费时间。学校连个图书馆也没有。在厦门的寻源书院和非基督教学校之间的差别，就是非基督教学校看⽇报，而我们学校不看。我们有地理，算术，经典，一薄本的地质学。课后，我们只是玩耍游戏。踢毯子，玩由一个哑铃斫下来的两个木球，这就是我们最得意的游戏。我们都穿木屐，所以每逢踝子骨被一个木球打着，实在疼得很。　　我们捉弄老师的鬼办法之中，有一件是背书的事，很好玩儿，每个学生都很得意。我们当年都站在走廊下等候，有的人被叫进屋去背书，通常是在两页到三页之內。他背完之后，就以开门为信号儿叫另一个人进去背，他做个信号儿，表明要背的那段文字是在前一半儿或后一半儿，由于把门开了三到四次，别人就知道要背的是哪一部分了。　　我记得清楚的，只有校长的珠算盘。校长是一个贪婪无厌的人。当时鼓浪屿很繁荣，做房地产是好生意。我听见他那不停的打算盘声。他的办公室在第一层楼，正面对着楼梯口，因此他可以管理学生的出⼊。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出去买消夜食物，我们会用竹篮子把东西吊上楼去。　　至于学校用的书，我既不喜爱，也不厌恶。太容易，太简单了。　　我对西洋音乐着实着了。我是受了‮国美‬校长毕牧师夫人（Mrs．Pitcher）的影响。她是一位端庄淑雅的英国女士，她说话的温柔悦耳抑扬顿错，我两耳听来，不啻音乐之美。传教士女士们的女⾼音合唱，在我这个‮国中‬人的耳朵听来，真是印象深刻，毕生难忘。　　我们也看见过法国‮国美‬的⽔手，普通大都是在鼓浪屿街上喝得醉醺醺，东倒西歪的。偶尔也有一个英国⾜球队在一个有围墙的球场赛⾜球，他们不喝茶，喝别的饮料，有时有军乐队演奏，由‮国中‬的仆役端送饮料。我夹杂在别的儿童之中，由围墙的隙中往里窥探，对他们洋人好不羡慕。　　俱乐部若有舞会，我们寻源书院的学生常常立在窗外，看里面男男女女穿着晚礼服，在大庭广众之中互相拥抱，那种令人难以相信的人间奇观，真是使人瞠目吃惊。　　在光绪三十三年，‮国美‬老罗斯福总统派‮国美‬舰队来到澳门，那时⽇俄战事刚刚结束不久。我们因为是教会学校的学生，应邀前往参观。那是伟大武力的最好的展览。这些都刺我向西方学习的愿望。 uMuxS.cＯ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