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自传手打全文字_第四章圣约翰大学

书号:42344 时间:2017/10/5 字数: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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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幸运能进圣约翰大学，那时圣约翰大学是公认学英文最好的地方。由于我刻苦用功，在圣大一年半的预备学校，我总算差不多把英文学通了，所以在大学一年级时，我被选为ECHO的编辑人而进⼊了这个刊物的编辑部。我学英文的秘诀就在钻研一本袖珍牛津英文字典上。这本英文字典，并不是把一个英文字的定义一连串排列出来，而是把一个字在一个句子里的各种用法举出来，所以表示意思的并不是那定义，而是那片语，而且与此字的同义字比较起来，表现得生动而精确；不但此也，而且把一个字独特的味道和本质也显示无遗了。一个英文字，或是一个英文片语的用法，我不弄清楚，决不放过去。这样precarious永远不会和dange⾁s相混

。我对这个字心中就形成一个把握不牢可能失手滑掉的感觉，而且永不易忘记。这本字典最大的好处，是里面含有英国语文的精髓。我就从这本字典里学到了英文中精妙的片语。而且这本字典也不过占两双袜子的地方，不论我到何处去旅行，都随⾝携带。

　　当时学习英文的热情，持久不衰，对英文之热衷，如鹅鸭之趋⽔，对中文之研读，竟全部停止，‮国中‬之⽑笔亦竟弃而不用了，而代之以自来⽔笔。此时以前，我已开始读袁了凡之《纲鉴易知录》。此时对中文之荒废，在我以后对‮国中‬风俗，神话，宗教做进一步之钻研时，却有一意外之影响，详情当于次章论及。在圣约翰大学，学生之中文可以累年不及格而无妨害，可照常毕业。

　　当时有一位‮国中‬教师，是老派的秀才，不知道如何上课。将近一百页的民法，他继续不断的读，然后解释，这样一点钟上大约十行，这样一本如此薄薄的书，就可以拖长讲上一学期，每点钟讲完那十行，便如坐禅沉思，向我们学生凝神注视，我们也同样向那位老先生望着。因为学生不能在完全真空中将头脑镇定静止，我们大都乘机带进别的书去偷看，藉以消磨时间。我分明记得当时暗中看达尔文，赫克尔（Haeckel）的著作，还有张伯伦（WilliamHowardChamberlain）的《十九世纪之基础》（FoundationsofNineteenthCentury），这本历史对教历史的教授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位老秀才有一次告诉我们可以坐汽车到‮国美‬，他于是成了学生们的笑柄。在民国十九年之后，圣约翰改成‮国中‬式的大学，里面的情形也就与前大不相同了。

　　诚然，圣约翰大学能举出优秀的毕业生如顾维钧，施肇基，颜惠庆等，他们都曾任驻美大使，但是就英文而论，圣约翰这个大学似乎是为‮海上‬培养造就洋行买办的。

　　一直等我进了哈佛大学，我才体会到在大学时代我所损失的是什么。圣约翰大学的图书馆有五千本书，其中三分之一是神学。我对这整个的图书馆，态度很认真，很细心，其中蔵书的

质，我也知道，我在这方面是颇为人所称誉的。来到‮国中‬做传教士的洋人之中，有些好教授，如巴顿·麦克奈（BartonMcNair）教授，还有一位瑞迈尔（Remer），学识都很好；还有一位‮国美‬布鲁克林口音很重的教授，因为对圣约翰大学极具热心，自动义务来教书。

　　校长卜舫济博士（F．L．HawksPott），娶了一位‮国中‬的淑女为

。他治事极具条理，据说他固定将一本长篇小说每周读一章，一年读毕。在他的图书室里，我看见一卷Bradley的著作。他有子三人。幼子后来为Elmira学院的院长。我永远不能忘记他在大会后每⽇早晨在校园的步行一周。在大会与全体祷告之后，带着他的黑口袋，由宿舍的舍监陪同，他各处去察看，要在回到办公室之前，注意一下儿哪些事要做。我相信，伦敦伊通学校校长安诺德博士对学校的理想，是认为学校是训练品格的地方，就好像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学校的理想一样，安诺德博士他自己总是和学生一同做早晨的斋戒。现在‮国中‬好多有地位的领导人物是天津南开大学的毕业生。

　　我在圣约翰大学将近二年级时，学校又增加了一块私产，与原校产相接，有乔木，有草坪，极为美丽。我就在此美丽的环境中度过愉快的时光。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我学打网球，参加⾜球校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我从夏威夷的男生

耐斯学打

球，他教我投上弯球和下坠球。最出⾊的是，我创造了学校一英里赛跑的纪录，参加了远东运动会，只是离获胜还远得很。学校当局认为这种经验对我很有益处。我记得家⽗当时在‮海上‬，到运动场去看我，很不赞成我参加比赛，认为这与智能的比赛毫不相⼲。

　　我从来没有为‮试考‬而填鸭死记。在中学和大学我都是毕业时考第二，因为当时同班有个笨蛋，他对教授所教的各种学科都看得十分正经。在大家拼命死记准备‮试考‬得⾼分时，我则去钓鱼消遣。因为圣约翰大学濒苏州河湾，所以可以去捉死鳗鱼，鲦鱼，和其他小鱼，以此为乐而已。在二年级时，休业典礼上，我接连四次到讲台上去接受三种奖章，并因领导讲演队参加比赛获胜而接受银杯，当时全校轰动。邻近的女子大学圣玛丽大学的女生，一定相当震动。这与我的结婚是有关系的。

　　我曾经说过，因为我上教会学校，把国文忽略了。结果是中文弄得仅仅半通。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大都如此。我一毕业，就到‮京北‬清华大学去。我当时就那样投⾝到‮国中‬的文化中心‮京北‬，您想象我的窘态吧。不仅是我的学问差，还有我的基督教教育

质的影响呢。我过去受限制不得看‮国中‬戏，其实大部分‮国中‬人都是从‮国中‬戏里得以知道‮国中‬历史上那些名人的。使巴勒斯坦的古都耶利哥城陷落的约书亚将军的号角，我都知道，我却不知道孟姜女的眼泪冲倒了一段万里长城。而我⾝为大学毕业生，还算是‮国中‬的知识分子，实在惭愧。

　　为了洗雪聇辱，我开始认真在中文上下功夫。首先，我看《红楼梦》，藉此学‮京北‬话，因为《红楼梦》上的‮京北‬话还是无可比拟的杰作。袭人和晴雯说的语言之美，使多少想写⽩话的‮国中‬人感到脸上无光。

　　我该怎么办呢？我无法问别人杜诗评注的问题，因为好多拥有哲学博士的教授，或是电机系的教授，他们‮国中‬文学的知识之贫乏，和我是伯仲之间。我找到了卖旧书出名的琉璃厂，那条街上，一排一排的都是旧书铺。由于和书商闲谈，我发现了我在国学知识上的漏洞，‮国中‬学者所

知的，我都不知道。与书商的随便攀谈，我觉得非常有趣，甚至惊异可喜。我们的对话比如："这儿又有一本王国维的著作《人间词话》。"其实我是生平头一次发现他的此一著作。又如："这儿又有一套《四库集录》。"后来，我也学会谈论书籍，甚至谈论古本了。

　　民国六年到民国七年，是‮国中‬的新文化运动期间，文学⾰命的风暴冲击到全‮国中‬，我是民国五年在圣大毕业的。‮国中‬那时思想上正在狂风急浪之中。胡适之博士在纽约已经开始提倡"文学⾰命"，陈独秀则领导对"孔家店"的毫不妥协的

烈攻击，攻击儒家思想如"寡妇守节不嫁"，"贞节"，两

标准，

⾜，扶乩等等。胡适向‮国中‬介绍自由诗，提倡用⽩话写新诗，易卜生剧本《傀儡家庭》，以及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萧伯纳的戏剧。他更进一步指出‮国中‬的落后，不仅在科学，工艺，而且在现代政治组织，甚至文学，戏剧，哲学。所有的青年学生都受到鼓舞。好像是吹来一阵清风。其实吴稚晖早已提出了警告，他说"把线装书扔⼊厕所里去"。周树人后来也随着说"所有‮国中‬的古书都有毒"。

　　胡适在民国七年回到‮京北‬时，我以清华大学教员的⾝份也在场

他。他由意大利返国，当时引用荷兰神学家ErasBmus的话说："现在我们已然回来。一切要大有不同了。"我在‮京北‬的报上写文章，支持用⽩话写作，理由是欧洲各国文学在十五与十六世纪兴起时，都是用当时的⽩话，如意大利的但丁和包加邱都是。我的文章引起了胡适之注意，从那时起，我们一直是朋友。ｕＭUｘｓ.CO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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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幸运能进圣约翰大学，那时圣约翰大学是公认学英文最好的地方。由于我刻苦用功，在圣大一年半的预备学校，我总算差不多把英文学通了，所以在大学一年级时，我被选为ECHO的编辑人而进⼊了这个刊物的编辑部。我学英文的秘诀就在钻研一本袖珍牛津英文字典上。这本英文字典，并不是把一个英文字的定义一连串排列出来，而是把一个字在一个句子里的各种用法举出来，所以表示意思的并不是那定义，而是那片语，而且与此字的同义字比较起来，表现得生动而精确；不但此也，而且把一个字独特的味道和本质也显示无遗了。一个英文字，或是一个英文片语的用法，我不弄清楚，决不放过去。这样precarious永远不会和dange⾁s相混。我对这个字心中就形成一个把握不牢可能失手滑掉的感觉，而且永不易忘记。这本字典最大的好处，是里面含有英国语文的精髓。我就从这本字典里学到了英文中精妙的片语。而且这本字典也不过占两双袜子的地方，不论我到何处去旅行，都随⾝携带。　　当时学习英文的热情，持久不衰，对英文之热衷，如鹅鸭之趋⽔，对中文之研读，竟全部停止，‮国中‬之⽑笔亦竟弃而不用了，而代之以自来⽔笔。此时以前，我已开始读袁了凡之《纲鉴易知录》。此时对中文之荒废，在我以后对‮国中‬风俗，神话，宗教做进一步之钻研时，却有一意外之影响，详情当于次章论及。在圣约翰大学，学生之中文可以累年不及格而无妨害，可照常毕业。　　当时有一位‮国中‬教师，是老派的秀才，不知道如何上课。将近一百页的民法，他继续不断的读，然后解释，这样一点钟上大约十行，这样一本如此薄薄的书，就可以拖长讲上一学期，每点钟讲完那十行，便如坐禅沉思，向我们学生凝神注视，我们也同样向那位老先生望着。因为学生不能在完全真空中将头脑镇定静止，我们大都乘机带进别的书去偷看，藉以消磨时间。我分明记得当时暗中看达尔文，赫克尔（Haeckel）的著作，还有张伯伦（WilliamHowardChamberlain）的《十九世纪之基础》（FoundationsofNineteenthCentury），这本历史对教历史的教授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位老秀才有一次告诉我们可以坐汽车到‮国美‬，他于是成了学生们的笑柄。在民国十九年之后，圣约翰改成‮国中‬式的大学，里面的情形也就与前大不相同了。　　诚然，圣约翰大学能举出优秀的毕业生如顾维钧，施肇基，颜惠庆等，他们都曾任驻美大使，但是就英文而论，圣约翰这个大学似乎是为‮海上‬培养造就洋行买办的。　　一直等我进了哈佛大学，我才体会到在大学时代我所损失的是什么。圣约翰大学的图书馆有五千本书，其中三分之一是神学。我对这整个的图书馆，态度很认真，很细心，其中蔵书的质，我也知道，我在这方面是颇为人所称誉的。来到‮国中‬做传教士的洋人之中，有些好教授，如巴顿·麦克奈（BartonMcNair）教授，还有一位瑞迈尔（Remer），学识都很好；还有一位‮国美‬布鲁克林口音很重的教授，因为对圣约翰大学极具热心，自动义务来教书。　　校长卜舫济博士（F．L．HawksPott），娶了一位‮国中‬的淑女为。他治事极具条理，据说他固定将一本长篇小说每周读一章，一年读毕。在他的图书室里，我看见一卷Bradley的著作。他有子三人。幼子后来为Elmira学院的院长。我永远不能忘记他在大会后每⽇早晨在校园的步行一周。在大会与全体祷告之后，带着他的黑口袋，由宿舍的舍监陪同，他各处去察看，要在回到办公室之前，注意一下儿哪些事要做。我相信，伦敦伊通学校校长安诺德博士对学校的理想，是认为学校是训练品格的地方，就好像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学校的理想一样，安诺德博士他自己总是和学生一同做早晨的斋戒。现在‮国中‬好多有地位的领导人物是天津南开大学的毕业生。　　我在圣约翰大学将近二年级时，学校又增加了一块私产，与原校产相接，有乔木，有草坪，极为美丽。我就在此美丽的环境中度过愉快的时光。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我学打网球，参加⾜球校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我从夏威夷的男生耐斯学打球，他教我投上弯球和下坠球。最出⾊的是，我创造了学校一英里赛跑的纪录，参加了远东运动会，只是离获胜还远得很。学校当局认为这种经验对我很有益处。我记得家⽗当时在‮海上‬，到运动场去看我，很不赞成我参加比赛，认为这与智能的比赛毫不相⼲。　　我从来没有为‮试考‬而填鸭死记。在中学和大学我都是毕业时考第二，因为当时同班有个笨蛋，他对教授所教的各种学科都看得十分正经。在大家拼命死记准备‮试考‬得⾼分时，我则去钓鱼消遣。因为圣约翰大学濒苏州河湾，所以可以去捉死鳗鱼，鲦鱼，和其他小鱼，以此为乐而已。在二年级时，休业典礼上，我接连四次到讲台上去接受三种奖章，并因领导讲演队参加比赛获胜而接受银杯，当时全校轰动。邻近的女子大学圣玛丽大学的女生，一定相当震动。这与我的结婚是有关系的。　　我曾经说过，因为我上教会学校，把国文忽略了。结果是中文弄得仅仅半通。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大都如此。我一毕业，就到‮京北‬清华大学去。我当时就那样投⾝到‮国中‬的文化中心‮京北‬，您想象我的窘态吧。不仅是我的学问差，还有我的基督教教育质的影响呢。我过去受限制不得看‮国中‬戏，其实大部分‮国中‬人都是从‮国中‬戏里得以知道‮国中‬历史上那些名人的。使巴勒斯坦的古都耶利哥城陷落的约书亚将军的号角，我都知道，我却不知道孟姜女的眼泪冲倒了一段万里长城。而我⾝为大学毕业生，还算是‮国中‬的知识分子，实在惭愧。　　为了洗雪聇辱，我开始认真在中文上下功夫。首先，我看《红楼梦》，藉此学‮京北‬话，因为《红楼梦》上的‮京北‬话还是无可比拟的杰作。袭人和晴雯说的语言之美，使多少想写⽩话的‮国中‬人感到脸上无光。　　我该怎么办呢？我无法问别人杜诗评注的问题，因为好多拥有哲学博士的教授，或是电机系的教授，他们‮国中‬文学的知识之贫乏，和我是伯仲之间。我找到了卖旧书出名的琉璃厂，那条街上，一排一排的都是旧书铺。由于和书商闲谈，我发现了我在国学知识上的漏洞，‮国中‬学者所知的，我都不知道。与书商的随便攀谈，我觉得非常有趣，甚至惊异可喜。我们的对话比如："这儿又有一本王国维的著作《人间词话》。"其实我是生平头一次发现他的此一著作。又如："这儿又有一套《四库集录》。"后来，我也学会谈论书籍，甚至谈论古本了。　　民国六年到民国七年，是‮国中‬的新文化运动期间，文学⾰命的风暴冲击到全‮国中‬，我是民国五年在圣大毕业的。‮国中‬那时思想上正在狂风急浪之中。胡适之博士在纽约已经开始提倡"文学⾰命"，陈独秀则领导对"孔家店"的毫不妥协的烈攻击，攻击儒家思想如"寡妇守节不嫁"，"贞节"，两标准，⾜，扶乩等等。胡适向‮国中‬介绍自由诗，提倡用⽩话写新诗，易卜生剧本《傀儡家庭》，以及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萧伯纳的戏剧。他更进一步指出‮国中‬的落后，不仅在科学，工艺，而且在现代政治组织，甚至文学，戏剧，哲学。所有的青年学生都受到鼓舞。好像是吹来一阵清风。其实吴稚晖早已提出了警告，他说"把线装书扔⼊厕所里去"。周树人后来也随着说"所有‮国中‬的古书都有毒"。　　胡适在民国七年回到‮京北‬时，我以清华大学教员的⾝份也在场他。他由意大利返国，当时引用荷兰神学家ErasBmus的话说："现在我们已然回来。一切要大有不同了。"我在‮京北‬的报上写文章，支持用⽩话写作，理由是欧洲各国文学在十五与十六世纪兴起时，都是用当时的⽩话，如意大利的但丁和包加邱都是。我的文章引起了胡适之注意，从那时起，我们一直是朋友。ｕＭUｘｓ.CO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