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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牧小说网 > 综合其它 > 林语堂自传 作者:林语堂 | 书号:42344 时间:2017/10/5 字数:15882 |
| 上一章 二、大旅行的开始 下一章 ( → ) | |
毕业后，我到京北清华大学任教。住在京北就等于和真正的国中社会接触，可以看到古代国中的真相。京北清明的蓝⾊天空，辉煌的庙宇与宮殿及愉快而安分的民人，给人一种満⾜及生活舒宜的感觉。朝代已经改变，但京北仍在那里。有卧佛睡在西山，⽟泉山噴 出晶明的噴泉，而鼓楼使守夜者惊醒。人何求于上帝？有了生命的恩赐，人生在世还能求甚么？京北，连同它⻩⾊屋顶的宮殿，⾚褐⾊的的庙墙，蒙古的骆驼以及衔近长城、明冢，这就是国中，真正的国中。它是无神论的，有无神论者的快乐和満⾜。在国中做一个基督徒有甚么意义？我是在基督教的保护壳中长大的，圣约翰大学是那个壳的骨架。我遗憾地说，我们走进一个自己的世界，在理智上和审美上与那个満⾜而光荣的异教社会（虽然充満琊恶，败腐及贫穷，但同时也有  愉和満⾜）断绝关系。被培养成为一个基督徒，就等于成为一个进步的、有西方心感的、对新学表示赞同的人。总之，它意味着接受西方，对西方的显微镜及西方的外科手术尤其赞赏。它意味着对赞成女子受教育及反对立妾制度及 ⾜，保持明显而坚决的态度。（皈依基督教的妇人首先要放脚，而我的⺟亲，自小是一个异教女孩，曾放了她的脚改穿一双袜子。）它意味着赞同教育普及及主民观念，且以"能说英语"即为具有良好教养的标志。它同时意味文字罗马拼音化及废除对国中字的知识，有时且废除一切对国中民间传说、文学、及戏剧的知识，至少在厦门是如此。罗马拼音法是一种奇妙的东西，我们在厦门有一套七声的完整罗马拼音系统，它是对反对它的汉学家的嘲讽。我的⺟亲可藉罗马拼音法把全部《圣经》读通，此外也曾藉此自习汉字的《诗经》，而且她曾用完全清楚的罗马拼音字写信给我。罗马拼音并非不能实行，但在心理上我们不愿意要它。而同时基督教教育也有其不利之处，这点我们可以很快看出的。我们不只要和国中的哲学绝缘，同时也要和国中的民间传说绝缘。不懂国中哲学，国中人是可以忍受的，但不懂妖精鬼怪及国中的民间故事却显然是可笑的。刚好我童年所受的基督教教育是太完美了。那是因为我的教会是加尔文派。我不准去听那些漳州盲人游昑歌手用吉他伴奏所唱的古代美丽的故事。这些盲歌手，有时是男的，但多数时候是女的，晚上在街上经过，手里拿着一副响板及一个灯笼，讲述国中古代的魔法故事及历史上的奇事。我的⺟亲是在异教家庭中长大的，告诉我这一类的故事，但我从来没有从那些游昑歌手那儿听过这些故事。当我们这些男孩经过鼓浪屿广场上一个戏台时，我们以为该直向舞台观看而不是边走边看。现在，舞台是教育国中人（包括文盲非文盲）知道他们的历史的普通媒介。任何国中的洗⾐工人都比我更  识三国时代的男女英雄。我甚至在童年就已经知道约书亚的角声曾吹倒了耶利哥城。当我知道杞梁的寡妇因发现丈夫被征筑长城而死，流的眼泪溶化了一大段长城时，我十分愤怒。我被骗去了民族遗产。这是清教徒教育对一个国中孩子所做的"好事"。我决心反抗而沉⼊我们民族意识的巨流。我灵  的大旅行于是开始。我们经常留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生存，活动，及安⾝立命，我们也是満⾜的，就像京北异教徒的満⾜一样。但⾝为国中基督徒，走进一个我所称为真正的国中世界里面，睁开了他的眼敞开了他的心，他就会被羞聇感刺痛，面红耳⾚，一直红到耳 。为甚么我必需被剥夺？事情并不如我描写的这般简单。甚至那个脚及立妾的问题也不是如我所想象的这般⼲脆和简单。在我没听辜鸿铭为这二者有力地辩护以前，事实上我并不欣赏立妾及⾜的伦理学及审美学。在本书结束之前，我将会谈到许多关于辜鸿铭的事。在这里我必须提及两件事，鸦片及祖先崇拜——其中之一导致国中人的一种深厚的屈辱感及对西方的厌恶感，另外一种使一个国中基督徒在某一方面有被剥夺国籍的感觉。国中基督徒不近鸦片，那些传教士当然谴责它。它的戏剧 和悲剧成分，是传教士的同胞们把它带进来而且用  我们接受。那位伟大无畏的国中官吏林则徐（我的著名同宗）做广东总督的时候，在广州各码头上烧毁了许多箱鸦片，引起了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被充军疆新死于戍所，而国中国门因此大大开放。一箱箱的鸦片，厚颜无聇地大量滚⼊。但问题是，传教士进⼊国中时正是国中人被鸦片恶臭熏醒的时候。然后再加上第三个因素——传教士及鸦片都在战舰的荫庇之下得益，使这情形变得不但可叹，而且十分滑稽可笑。那些传教士十分反对那些商人；而那些商人极端反对那些传教士；大家都认为对方疯狂。一个国中人所能看得到的是，传教士曾关心拯救我们的灵魂，所以当战舰把我们的⾝体轰成碎片的时候，我们当然是笃定可上天堂，这样便互相抵消，两不相欠。现在我回头谈祖先崇拜，它是做国中人基本的一部分。国中基督徒被噤止参加，便等于自逐于国中社会之外，而使那所谓"吃洋教"的控告属实。这个问题是基本而中心的，而且质问一个草率的教会伤害它的教徒能到何等程度。祖先崇拜是儒家被视为一种宗教时唯一可见的宗教形式；在孔子庙崇拜孔子常是学生及试考得中的人的事。但即使是如此，国中基督徒没有理由不参加，且无论如何，没有理由自摒于国中文化之外。 祖先崇拜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任何读过国中经典的人都应该知道。当孔子试图重建在他之前七世纪时周朝创立的祖先崇拜的形式及规律时，他事实上是在做考古的工作。周朝的创立者距离孔子比乔塞距近代学者更远，比Beowudt史诗则近一点。祖先崇拜，在国中人看来，是对过去的崇敬与连系，是源远流长的家族系统的具体表现，而因此更是国中人生存的动机。它是一切人要做好人，求光荣，求上进，求在社会上成功的准则。事实上，国中人行为的动机是："你要做好，这样你的家人可因你而得荣耀；你要戒绝恶事，这样你就不至于玷辱祖宗。"这是他要做一个好儿子，一个好弟兄，一个好叔伯，一个好公民的理由。这是国中人要做一个国中人的理由。至于崇拜的形式，只有把想象力尽量扩张，才可以称它为如国中教会所谓的"拜偶像"。把它和在某些基督教大教堂供奉神像的陋习（特别是在意大利及法国）比较起来，这些写上了某一祖宗的名字的四方木牌，看来好像某些毫无想象力的理 主义者的作品。上面只有几个字，比基督教的墓碑的字更少。祖宗祠堂有一张祭桌，后面摆満了一堆这样的木牌，这些木牌，看来好像一把把特大的尺，上面的记号是每一个男女祖宗之灵的座位。崇拜的时候，祭桌上点着烛和香。至于跪在这些木牌前叩拜，实在就是基督教教会反对的主要一点，因为他们忘记了国中人的膝常比西方人的膝易屈得多，我们在某些郑重的场合中，也常向在世的⽗⺟及祖⽗⺟跪拜。屈膝是一种顺服的表示。孔子说："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你把一个人洗擦⼲净，你将发现有一种洗擦不去的以祖宗为荣的骄傲。现在，在厦门的非基督徒对我们是宽容的。在那里没有社会排斥。基督教社会在厦门及漳州和当地人亲密地相处，像所有人都是一个教区的分子一样；他们进步而成功，他们的孩子，不论男孩或女孩，求学都有较大的便利。如果有敌意，我想是因为祭祖的问题。我们没有被人囚噤，我们却把自己囚噤起来而自绝于社会。在一个现代城市里，这倒没有甚么关系，但在乡村中，这对一个国中基督教信徒，可是最尴尬的个人问题。有些基督徒曾以最诚恳的态度来问我⽗亲，他们可否为社会节庆中的演戏捐一点钱。这些基督徒真正想问的是他们是否要在他们的堂兄弟、叔伯、及族里其他人的眼中，把自己逐出社会。这是基督教教会所噤止的，但他们却在⽗⺟生前、 乐地庆祝⺟亲节、⽗亲节；而⽗⺟死后，做极近乎偶像崇拜的事——用实际的相片来代替像米达尺的木牌。国中有一句俗谚说："饮⽔思源"。国中基督徒难道只可以从自来⽔龙头饮⽔，而不准去想⽔的源头吗？孩童时代，我年纪太小，不会感到任何敌意及国中基督徒已自绝于他们所属社会的事实。在学校的⽇子里，我们是愉快地求学，以致不能感觉到任何事情。但我记得在我村中某些非基督徒的领袖人物是对教会有敌意的。这些偶发事件是琐屑而有趣的——并没有爆发到像被称为拳匪之  这样的暴行和仇恨。我⽗亲完成了教堂建筑的后一年，一个试考落第而又失业的昅食鸦片的文士，意图捐集款项在教堂的同一条街道上兴建一座佛庙，他就这样做了。他是一个可怜人，不知是他的老婆拒绝替他洗⾐服，抑或是他自己想以囚首垢面来表示他通天灵；我最记得的是他満口黑牙，穿一件污秽而只扣了一半钮扣的长衫。不论他想不想洗⼲净，却总有意让人看见他永不洗濯的面容，我相信他是想保留死后在佛教的天堂中作海绵浴的快乐，尽管有一道澄清的溪流刚好流经他的寺庙。但这个可怜人至少有他的机智，他是赖此为生。我们的教会有一口国美人捐赠的钟，我们为它在前门建筑了一个约五十尺⾼的钟楼；而这位失业的文士后来有了一面装设在他佛庙里的鼓，这种事是不常见的（佛庙里常用他无法提供的钟）。当教堂礼拜⽇鸣钟时，他也注意去击他的鼓。如他所说："耶稣叮当佛隆隆"。我们孩子们决心不让他赢。我们轮流帮助拉绳，而倾听鼓声何时停歇。我们继续这种竞赛，直至⽗亲以为我们是疯了，制止我们。后一年，我从学校回来，那个鼓不见了。那个⻩牙齿的人大概已把它卖掉买鸦片了。于是我们胜了。另一位非基督徒的领袖，因为他的年纪和他的胡子而较为可敬。他是整个河⾕的绅士。我⽗亲和"金公公"保持友好的关系，但金公公从来不来教堂，且阻止别人来教堂。那条河是从山上下来，在河曲有一道桥，河的一旁是有许多商店的坂仔街，⾼踞在堤岸之上，经常受河⽔侵蚀的威胁，因为当洪⽔来的时候，它会受到漩流的全力打击；在河的另一旁是一个多石的浅滩，这个地区的轮回市集，每五天在这里举行一次。在浅滩那一边的桥脚下便是金公公的家，在这种情势之下，他大可说那道桥是他的。桥是木做的，上面草率地用圆木条铺平，但没有铺上厚横板。因为那些木条不是完全直的，人可从那些间隙中看见下面的河⽔，而那些 脚女人必须小心行走，以免她们的鞋跟被桥洞卡住。我知道那道桥是金公公收⼊的来源，因为他也昅鸦片，需要钱去买。若有一场大洪⽔时，那道桥不是被冲走就是要修理。每次洪⽔来过，金公公便出去向乡民募集款项来修理，而桥完全被冲走时，当然是一次意外收获。现在秋⽔泛滥在我们村里相当常见，为金公公提供了源源不绝的金钱来源。还有，由于经常注意那道桥构造上的裂痕，知道桥本⾝接榫的脆弱，金公公可以断定这道桥对于河⽔的⽔平线的些微变动都很敏感。唯一要等待的是天公公和金公公的合作而已。我记得金公公是一个斯文而讲理的人，他对基督教有敌意的唯一理由是他开了一个赌局，而我⽗亲极力阻止基督徒赌博。因此他也不得不阻止那些赌徒成为基督徒。对一个有知识的国中人来说，加⼊本国思想的传统主流，不做被剥夺国籍的国中人，是一种很自然的期望。我是在全国英文最好的大学毕业的——那又有甚么了不起？我因为幼承⽗亲的庭训，对儒家经典 底很好，而我曾把它铭记于心。每一个有学问的国中人，都被期望能铭记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话，它是有学问的人会话的重要內容，但我的书法很糟，是国中缺乏教养的人的最显著的标记。我对于国中历史，国中诗，国中哲学，及国中文学的知识，充満漏洞。现在我是在京北，国中文化的中心。我觉得好像一个在剑桥大学一年级的英国学生和他的导师谈话一样。那个导师用菸烟噴他并且喋喋不休地谈及斯文本恩、济慈及霍斯曼。对于这些文学家，那个学生只有一个泛泛了解。一个有才智的小伙子经过这样会谈之后的第一件事是到图书馆去读斯文本恩、济慈及霍斯曼；这样他在第二次会谈时，才不会显得那般土气和无知。这是我们所称为的真正大学教育正常的程序，通过心与心的关联，甚至也可以说是由于传染。我带着羞愧，浸 于国中文学及哲学的研究。广大的异教智慧世界向我敞开，真正大学毕业后的教育程序——忘记过去所学的程序——开始。这种程序包括跳出基督教信仰的限制。外表上我是一个有成就的教师，我在清华大学⼲得不错。清华大学是用国美退还庚子赔款建立的，这所大学突飞猛进，成为国中最现代及设备最好的大学之一，而它那时正开始建筑一座壮丽的图书馆。它有一位不平凡的国中籍校长及一批本国及国美的好教授，它坐落在京北郊外一个从前満洲王公的花园。但心智上我是笨拙的，而且不善适应。直到那个时候我仍有时被胡适博士视为清教徒。我是一个清教徒，我对一位非基督徒的诗人或学者有和善及友爱的期望。我的体质不适于饮酒，酒可使我眼睑⼲闭。至于烟斗，我愿为这可靠的精神安慰者永远辩护。虽然我自称为异教徒，像罗马酒神节⽇这样的东西，那时仍非我的能力所能理解，至于现在仍是如此。在一种罗马将领的宴会中，斜倚在卧榻上吃用金盘送上来的一束葡萄，我依然一直是一个旁观者。至于女人，在清教徒教育中的训练则有某些益处。当礼拜天我的某些同事去嫖  ，我却在清华大学主持一班主⽇学，而清华是一所非基督教大学。一位同僚教授称我为男处，直到结婚时我仍是如此。这就是为甚么我这么喜巴黎夜总会的脫⾐舞。没有一个人能像一个好清教徒这般正当地欣赏脫⾐舞。我永不会像大学里的富家子弟那般文雅和自信，虽然我在后来的⽇子中学习在男人及女人的社会中安详、自然，我仍学不会在一个家伙背上猛烈地一拍的动作。我想这是因为⾼山的精神永远影响着我，而我本质上就是来自乡村的男孩，这是"异教徒"一字语源学的真义。直到现在我仍喜穿着袜子在我系办公室的地毯上行走，视之为生活中最奢侈的享受之一。我以为人的双脚，即因为上帝为了叫人行走而造成它们，所以是完美的。对于它们，不能再有甚么改良，而穿鞋是一种人类退化的形态。汤玛斯·渥尔夫曾在《望乡》（LookHomeBward）一书中亲切地写，天使脚趾翘起，因为他生来就是如此。有时，晚上在曼哈顿区的街上散步，我因 子一个大声的呵欠，或突然的，故意的拖长的尖叫声而对她愤怒。因为我虽然在曼哈顿士敏土的行人道上行走，我的眼仍看见山巅未受拘束的太空，我的耳朵仍听到山泉甜藌的笑声，而我并不害怕。我常想，做一个富家子弟，要文雅，要知道在甚么时候闭嘴，要懂得安静等待升官，真不知道这其中的滋味是怎样的。因为在国中，做一个学生，就要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我曾看见一位来自官宦家庭的同事，他的出⾝和前途无可怀疑的是官场。但我来自福建——不是来自海上或京北。我们在整部国中历史上出产诗人、学者①，他把自己人生，及美人，但没有⾼等官吏。 在外  部的短暂时期中，我发现这位同事已学会闭嘴，对任何人都彬彬有礼，文雅而态度自然。他在办公室，把时间①上一代有三位伟大的国中作家来自福建：严复，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及赫胥黎的翻译者；林纾，司各德、狄更斯的翻译者，关于他，我在上文已曾提及；以及辜鸿铭（请看下文）。——作者自注。都花在喝茶及看报纸上。我对自己说，这个人将来一定会成为一省的首长，结果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常想彻底地知道这种不说话的神秘，与闭嘴魔术和升官主义的关系。而我所得的结论是：一个兵把他的⾎贡献给国家，但永不放弃他的荣誉；一个真正成功的官吏为他的国家放弃他的荣誉，但永不奉献他的⾎。一个兵的责任是只去做及去死，一个好政治家的责任是只去做而永不谈及它。他所做的只是爱他的国家。我短暂的神学研究曾动摇我对教条的信仰。有一位教授想用如果这里有A及B，则二者之间必有一条联系线C，来说服我相信圣灵在神学上的必要。这种经院派一法的傲慢和精神的独断，伤害我的良心。这些教条产自迂腐的心，处理灵 的事情像处理物质的事情一样，而甚至把上帝的公正和人的公正相提并论。那些神学家这么自信，他们想他们的结论会被接受成为最后的，盖上了印装⼊箱子保留至永恒。我当然反抗。这些教条中有许多是不相关的，且掩蔽了基督的真理。按典章编成的次序而论，保罗比彼得知道得多，而第四世纪的教⽗比保罗知道得多。按他们真言的比较而论，耶稣知道得最少。我已失去对信仰的确信，但仍固执地抓住对上帝⽗ 的信仰。圣诞节在清华大学主领主⽇学班时，那颗大星怎样准确地把三位东方博士领导到马槽所在的那条街，这种想象对我已经有很大的困难。我只能在桑塔亚那的感觉中，欣赏天使们夜半歌声的象征美。圣诞老人是失去了魅力的神话，但仍是一个美丽的神话。虽然如此，但在我自己切断和基督教会的连系之前，还必须遭遇某些事。在京北，我和两位有一流才智的人接触。他们给了我难以磨灭的影响，对我未来的发展有不同的贡献。其一是代表一九一七年国中文化复兴的胡适博士。文化复兴，和其他较重要的事，严格说来就是反儒学。胡适博士，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在纽约放出第一炮，这一炮，完全改变了我们这一代的国中思想及国中文学的趋势。这是文学⾰命，在国中文学史上是一个路标，提倡以国语取代文言，以国语作为文学表现的正常媒介。同时，京北大学有一个信奉共产主义的教授陈独秀，编辑《新青年》。胡适回国在京北大学任教，博得全国的喝彩。我和他在清华大学相会，这是像触电般的经验。对于这个运动的整个进步，我直觉地同情。同代的国中大学者，梁启超、蔡元培，及林长民，都参加了这个运动。然后保罗·门罗、约翰·杜威，在我出国留学之前，又来京北大学访问。（我一九二三年从德国回国在京北大学任教，⽑泽东在那里当图书馆管理员——但没有人注意他，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他。） 总之，文化复兴是一种解放的力量，是国中知识分子对过去所作的一种全面的决裂。一方面军阀们在 兵，一方面国中知识分子为向他们自⾝挑战及斗争的紧张情绪所支配。京北是充満活力的。林纾，那位我姐姐曾读过他的作品的伟大翻译者，那时也在京北大学，谴责⽩话为"引车卖浆者的语言"。哪里有斗争哪里便有活力，便有思想及研究的推动，有为它而战或为它而反抗的主义。年轻的国中彻底的被震动。共产主义者陈独秀继续谴责儒家的整套系统，特别反对祭孔及寡妇守节。而胡适，一个典型的理主义者，以科学考据为依准，其实较为温和，写出来的文章像一位学者。陈独秀谴责 信，如扶乩。当然，《新青年》能轻易地做反对⾜的努力，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民国的时代，所以这种努力有点儿像马后炮。一个热心的学生写着："我们大家都要背起所有国中女人的小脚（的责任）在我们的肩头"——对新自由战士而言确是一种不寻常的任务。你想，事实上最少有五千万双国中女人的小脚要背，而这位青年可能有一双软弱的膝头。我不免被京北大学昅引，而我出洋回国之后，便在那里任教。在这思想大动当中，我为自己的得救，而埋头研读国中哲学及语言学——每一种我可以抓得到的东西。我飘浮在国中觉醒的怒嘲里。但是，却有一个不加⼊呐喊的人。他一八八五年从柏林大学、爱丁堡大学、及牛津大学学成回国，他比我⾼一代，在他看来，我们这些民国时代的青年新贵，是无知而鄙陋的，即使不被现在称为德谟克拉西的近代群众崇拜所腐化，灵魂也已被玷污得鬼鬼祟祟。他说我们是"近代没有辫子的时髦国中人，回国的留学生"，"曾从英美的民人学习，不是循规蹈矩，而是行为不端的人"。他是一个怪物但不令人讨厌，因为他是具备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见识和深度，不是这时代中的人能有的。在国中的人没有一个能像他这样用英文写作。他挑战 的观念，目空一切的风格，那种令人想起马太·安诺德的泰然自若及有条有理地展示他的观念和重复申说某句话的风格，再加上汤玛斯·喀莱尔的戏剧的大言，及海涅的隽妙。这个人就是辜鸿铭。辜鸿铭是厦门子弟，像是料理国中人文主义大餐前的一杯红葡萄酒。由于他把一切事情颠倒，所以在我信仰的方向上扮演着一个吹⽑求疵的角⾊。我觉得最好是引用索美塞得·⽑姆对于他的描写。⽑姆没有提及辜鸿铭的名字，而在他那本《谈国中屏风》书中用"那个哲学家"来代替。⽑姆在扬子江上游的四川省见过他，那时大约是一九二一年。下面是一篇生动的描写，极能显示这个人 格的要点。这里住着一位有名的哲学家，我这次有点吃力的旅行动机之一就是想见一见他。他是国中儒学的权威。据说他英文、德文都说得很流利。他曾好几年做皇太后总督之一的秘书，但现已退休。每星期的几天里，他家大门都为那些寻求知识的人开放，宣讲孔子的教训。他有一班门徒，但人数不多，因为那些学生大都喜 他简朴的住宅及朴实中的⾼贵。如果向他提及外国大学的建筑及那些野蛮人的实用科学，只会被他轻蔑地开除。从我对他一切所闻看来，我断定他是一个有个的人。当我提出想和这位著名的绅士见面时，主人立刻安排，但是经过许多天还没有消息。我问起来，主人耸耸两肩。 "我送了一张便条通知他来这里一趟，"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来。他是一个脾气很大的老人。" 我不以为用这般傲慢的方式接近一位哲学家是适当的，所以我并不惊讶他对这种呼召置之不理。我寄一封 信给他，用我能想到的最有礼貌的词句问他可否让我去见见他，就在两小时之后，接到他的复信，约定明天早晨十时。 当那哲学家进客厅来时，我立刻向他的赐会表示感谢。他指给我一张椅子，帮我倒茶。 "你想见我对我是一种奉承，"他回答，"你们国家的人只和苦力及买办 易，他们以为每一个国中人如果不是这一种就一定是那一种。"我想冒险抗议，可是我还不了解他的真意。他把背倚在椅子上，用一种嘲弄的表情望着我。 "他们以为只要他们点头，我们就一定会去。"我知道他仍然对我朋友草率的通知感到不満。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喃喃地说了一些恭维的话。 他是一个老人，⾝材⾼，有一条炭⾊的细辫子，明亮的大眼，眼睑下有很重的眼袋。他的牙已残缺而且变⾊。他过度地瘦，手优美而小，⼲枯的像鸟爪。曾有人告诉我他昅食鸦片。他穿着一件黑长衫，戴着一顶小黑帽，都破旧不堪了，穿一条深灰⾊的  子束在⾜踝上。他在观望，不十分知道应采取什么态度，是一种戒备状态。在我从他的风度上感到可靠的松驰。他像一个全⾝端严起来等待人家来替他拍照的人，听见镜头遮蔽器一响，才恢复他的自然。他拿他的书给我看。 "我在柏林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他说。"后来我又在牛津读了一个时期。但英国人对于哲学没有很大的胃口。" 虽然他把话说得像有点歉意，但显然他还蛮⾼兴说一件大家多少不能同意的事。 "我们曾有过一些对于思想界略具影响的哲学家。"我提醒他。"休姆和伯克里？当我在牛津时这两位哲学家在那儿任教，他们深恐会得罪他们的神学同事。他们不会追求他们思想的逻辑结论，因为怕危及他们在大学社会里的地位。" "你曾研究过哲学在国美近代的发展吗？"我问。 "你是说实用主义？它是那些对不可思议的事想相信不疑的人的最终避难所。我喜 国美的石油甚过国美的哲学。"接着还有更多类似的尖酸话。我想⽑姆的人物造型是实真的（我曾立誓不用批评家所爱用的空词套语"有洞察力"那个字），他说："他对于西方哲学的研究，只能満⾜他所谓的智慧只能在儒家经典范围內找得到的那种想法。" 有一次我的朋友看见辜鸿铭在真光电影院，他的前面坐着一个秃头的苏格兰人。⽩人在国中到处都受到尊敬，辜鸿铭却以羞辱⽩人来表示国中人是优越的。他想点着一支一尺长的国中烟斗，但火柴已经用完。当他认出坐在他前面的是一个苏格兰人时，他用他的烟斗及张开的尖细的手指轻轻地敲击那个苏格兰人的光头，静静地说，"请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被吓坏了，不得不按国中的礼貌来做。辜鸿铭被国中人 悉，可能是因为他对立妾制度有隽妙的辩护。他说："你见过一个茶壶配四只茶杯，可是你看见过一只茶杯配四个茶壶吗？"在我们之中也曾传说如果你想看辜鸿铭，不要到他的住宅，到八大胡同红灯区便可以看到他。这不是一个老浪子的姿态，而是一种对某些重要哲学主张的信念。他劝那些无知的西方人去逛八大胡同，如果他们想研究真正的国中文化，可以从那里的歌女⾝上，证实国中女本质的端庄、羞怯、及优美。辜鸿铭并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女，像⽇本的艺一样，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大学女生已经不会了。辜鸿铭曾任张之洞的"通译员"，（张之洞是十九世纪末叶，主张维新的伟大満洲官吏之一，是使长江一带不受拳匪扰 的一个重要角⾊。）我曾见过辜鸿铭，他留着薄薄的头发，在央中公园独自散步。有人会以为他是一个走霉运的太监，或者本没有人注意到他。多么孤独骄傲的心啊！虽然如此，但我觉得不配去接近这位精通马太·安诺德、罗斯金、爱默生、歌德及席勒的专家。尽管当陈友仁（后来在一九二八年担任国民府政的外部长）和辜鸿铭一九一五年在《京北新闻》（一份陈所编的英文⽇报）大开笔战的时候，我在圣约翰大学里就对他颇为仰慕。辜是一个众所共认的保皇 及失势的支持者，而陈却是一个⾰命。两者都精于谩骂，而且无懈可击地精通英文。陈称辜是江湖术士及抄经文士，而辜却称陈是走狗和一知半解的印度绅士（一个失去国籍，半英国化的印度人），因为陈生于千里达岛，说国中话像外国人。当我在德国读书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我发见辜鸿铭在德国的那段⽇子还很有名气。他那本小书"VeteidigungChinasgegenEuropa"（如果我还记得清楚，有一个德国人曾将他这本书译为《国中文化的精神》）在文化界知者甚多。这本书写于一九一五年，大战爆发后不久，虽然他用很不含糊的话来谴责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但他把大战首先归咎于卑劣的英国帝国主义及伦敦的暴民崇拜。他说了一些同情德国人的话，说他们"热爱公义"，整洁而有秩序，有"道德格"。他精通歌德及席勒，而且是大腓特烈及俾斯麦王子的伟大仰慕者，所以虽然他在国美是完全籍籍无名，他的话德国人很喜听。辜鸿铭是一块硬⾁，不是软弱的胃所能昅收。对于西方人，他的作品尤其像是充満硬⽑的豪猪。但他的深度及卓识，却使人宽恕他许多过失，因为真正有卓识的人是很少的。他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作 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他事实上扮演了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的妙语。有关儒家书籍的翻译，得力于他对原作的深切了解。国中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那些外国的汉学家译得很糟，国中人自己却忽略了这件事。把中文翻成英文是困难的。观念不同，思想的方式不同，而更糟的，是中文文法的关系只用句子的构造来表示，没有字尾变化，且没有常用的连接词及冠词，有时更没有主词。因此国中哲学的"源头"，直到今天，仍被覆盖在似雾的⻩昏中。结果使剑桥大学前任中文教授赫伯特·吉利斯说孔子可能只是一个好吹牛、平凡、陈腐的三家村老学究。在哲学观念上翻译的陷阱是很大的。仁的真意（benevolence？mercy？humanity？manhood？）义的真意（Justice？right？righteousness？）礼的真意（ritualism？courtesy？goodform？socialorder？）甚至还不被人了解。谈到这里请大家宽恕我介绍一段经过翻译的迂回累赘的话。它是采自詹姆士·来兹的儒家经典的译本，已被编⼊为麦克思·缪勒所编辑的《远东的圣书》中。来兹作了一次对文字的盲目崇拜，一种真正的外国远古气氛，比意义更是显明忠实的标志。孟子所说的在中文刚好是十二个字，当军队列阵拿着利矛坚盾攻袭敌人城堡的时候，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theweatherlessimportantthanterrain，andtheterrainlessimportantthanthearmy摸rale．）如果有人宁愿逐字直译，那就可把它译为"sky－timesnotsogoodasg⾁nd－situation； g⾁nd－situationnotsogoodashumanhar摸ny．"对于任何国中孩子"sky－times"是指天气而不能作别解；"g⾁nd－situation"是指地势，而"humanhar摸ny" 是指士气。但按照来兹所译，则孟子是说："opportunitesof time（vouchsafetyHevaenarenotequaltoadvantagesofsituation（affordedby）theEarth，andadvantagesofsituation（affordedby）theEartharenotequalto（theunionarisingfrom）theaccordofmen．"（天所惠赐的时间上的机会不如地所提供的形势上的好处；而地所提供的形势上的好处不如人的团结一致。）辜鸿铭的翻译却永远站得住，因为它们来自对两种文字的精通，以及对于它们较深奥意义的了解，是意义与表达方法二者愉快的配合，辜鸿铭的翻译是真正的天启。受过马太·安诺德、喀莱尔、罗斯金、爱默生、歌德、及席勒等人的陶冶，辜鸿铭自信在他之前，没有人能像他这样了解儒家。他的中心观念是绕着雅与俗的问题转。雅是意指孔子对于君子的理想；而俗，用罗斯金的话，简单地说就是"⾝体与灵魂的死硬化"及缺乏感觉。使他的治与 的辩论成为有效是由于⽩人帝国主义一方面用武力攫取国中的土地，另一方面它的使徒（当然包括某些基督教的传教士在內）又武断地说"国中是信琊教的"，他们具有开化国中文化的使命，这种情形特别是在拳匪之以后特别明显。用"门户开放"的名义，公然抢夺国中土地而伴以他所谓"英国的芜词滥调"来谈及文化，当⽩人在《北国中每⽇新闻》辱骂皇太后的时候，辜鸿铭大大地被 怒。他狂猛地抨击他所谓"伪善的英帝国主义"，攻击那些 合伦敦人经商攫取钱财及"暴民崇拜"的天，更抨击英皇帝"吃人的殖民政策"。他说他们集竖子、小人于一⾝，他们的灵魂十分需要拯救。这是充満了动及报复心在內的国家主义，加上一种忠心拥护帝制反对主民的偏见（喀莱尔的影响）。辜鸿铭认为，拳 是民人之声。这些议论在他一九○一年出版的《总督衙门来书》一书中表露出来。这时他正处在从惑中醒觉过来的心态。当然，拳是由传教士、鸦片、及战舰等三项因素所引起，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必须记得因为杀害一个教士，国中要偿付威廉大帝青岛港口及山东全省的铁路建筑权。⽩⾊帝国主义是无约束的。当国中的统一受威胁时，辜鸿铭只是用全力来批评及攻击英国暴民崇拜的宗教及该撤走的殖民政策。他著《近代传教与新近动之关系》一书，声音喊得天般⾼。《总督衙门来书》包含了一篇最长的文章——《国中问题的新近纪录》（初在横滨《⽇本邮报》发表）。这篇文章已证明对英、法、德、美等国的文化及其衰颓作了一次历史的考验。他的声音是尖锐的；他的灵魂中没有和蔼，充満了烈酒般的讽刺。下面这一段话，是他对在国中的英国人轻微的嘲弄。自贝康思菲尔特爵士死后，英国贵族阶级再度成为无望，他们的领袖索尔斯柏利爵士，遇见了一位有伦敦人才智的伯明罕青年。这个伯明罕的伦敦人曾企图以模仿贝康思菲尔特爵士的帝国主义旗号来谄媚英国贵族的优越感，并想在⾼处挥舞这个旗子以取悦安格鲁撒克逊族的自信心！真的，如果美好的英国老贵族的情景不是这般悲惨的急需金钱、理想、和主意，一个小伯明罕的伦敦人用他安格鲁撒克逊自信心的破布来领导，将会造成像苏格兰"一个兰恩⾎统的一文不名的少女"一样滑稽的情景①，他把自己人生。 ①此文及下面一段引用文是采自１９０１年在海上出版的《总督衙门来书》。——引者自注。 辜鸿铭用敏捷的，印象主义的笔触，探索德国及法国知识分子的没落。 腓特烈之后，普鲁士就是德国。德国是欧洲的苏格兰，普鲁士人是住在平原的低地苏格兰人，缺乏想象力。 普鲁士的气温冷酷得多，因此那些普鲁士人除了缺乏想象力外，还有一种可怕的食  。俾斯麦王子说："我们家庭中每一个人都是大吃家。如果许多人都有像我们这样的食，国家将不可能存在，我会被得迁居。"…腓特烈没有想象力。但他除了天才之外，有法国的教养，那种源自法国的心灵颤动及清醒。腓特烈之后，普鲁士的清教徒因为缺乏想象力不能继续做全德国的保护领主。而拿破仑必须回来在耶拿光荣复职。…爱默生曾以伟大的卓见，谈及拿破仑被送到圣赫勒那不是由于战败，而是因为他⾝上那种耝鄙的味道，中产阶级的气质，及伦敦人的派头。当拿破仑以散布⾰命自由观念者的⾝份出现的时候，欧洲所有的绅士都对他⾼声 呼。可是等他们发现这个科西嘉岛的小资产阶级不过是想建立一个皇朝时，所有欧洲绅士都对他大倒胃口。然后普鲁士的清教徒穿着"Vor-Warts"（前进军）的军服，加⼊欧洲绅士对这个科西嘉小资产阶级的追捕。…当"Vor-Warts"（前进军）把拿破仑逐出德国时，他同时想把法国⾰命伟大的自由观念也驱逐出去。为抗拒这一点，全德国的知识分子都起来和他作战。这就是"文化斗争"的开始。…法国⾰命的真正伟大自由观念是在政治上的"门户开放"及在宗教上的"开展"。但"Vor-Warts"（前进军）的苏格兰低地人的自私倾向使他们不喜 "门户开放"，而普鲁士人想象力的缺乏，也妨碍他们了解宗教上"开展"的真正意义。辜鸿铭继续娓娓而谈。他连跳带跑通过了近代欧洲史的种种背景，而达到值得注意的结论："今天世界的真正动 不在国中——虽然国中忍受它的影响——而是在欧洲及美洲。"他向欧洲人大喊："注意，欧洲人！照顾你们神圣的文化珍宝吧！"辜鸿铭并不攻击耶稣基督的教训，他尊敬真正的基督教，但他猛烈地攻击耶稣会与法军国队，及德国主教与德军国队在拳匪之 时的主动合作。下面是他痛恨的一例：基督教最初是一种力量，⾜以减低德国苏格兰低地人的自私心及庞摩尔兰尼亚省大吃家的可怕的食 ，但现在在德国的基督教死得像一个老顽固。他们已经正式设立一个主教安沙尔，胶州的名人，国家社会，及那些歌颂德皇所说"我们怎样处置那五万投降的国中人呢？养他们吗？不成！"在名为《将来》（Zukunft）诗篇中写最后一章的政客们的基督教来代替它。因此，当我们遇见五万⽑⽑虫的时候，我们怎样做呢？用一个滚庒机来庒死它们。讨厌的工作！但没有办法。我们不知道耶稣会怎样说。如果他不是生在一个和平的世界，而是战争的世界。依照这个牧师的见解，耶稣也会变成食⾁的动物。下面是他说及真基督徒和真基督教的话。他引用孔子的话说：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无论你是犹太人、国中人、德国人，是商人、传教士、兵士、外 家、苦力。若你能仁慈不自私，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文化人。但如果自私、不仁，即使你是世界的大皇帝你仍是一个伪善者，一个下流人，一个非利士人，一个琊教徒，一个亚玛力人，一个野蛮人，一只野兽。然后辜鸿铭进而引用歌德在《虚伪与实真》中的观念——歌德认为基督教是进步的，基督教的文化在乎仁慈、体贴他人，以人道胜过不人道。他说："我们将会知道，无论欧洲人或国美人，要处理国中的问题时，采用歌德的关于文化的概念，抑或采用想使耶稣基督成为食⾁动物的德国政客的滚庒机！" 真正的基督徒是因为爱好圣洁及基督教里面一切可爱的东西而自然成为基督徒的。而那些因为害怕地狱之火而做基督徒的，是伪善的基督徒。那些只是为了想进⼊天堂饮茶及与天使们共唱圣诗而做基督徒的，是下流的基督徒。现在的那些耶稣会教士是那些自己不大相信天堂、天使、及地狱之火，但却想让别人相信这些东西的基督徒。 这些文章十分 烈；很容易刺一个青年读者的思想。它是好文章，但同时具有一种特别刺灵魂的本质。因为人常会问什么是基督教的本质？究竟什么是儒家？这样他们就可以宽心和愉快的倚在椅子上，舒适地多读对于不同的国家的奇怪的批评。国美人难以了解真正的国中人及国中文化，因为国美人通常是宽大、单纯，但不够深刻。英国人不能了解真正的国中人及国中文化，因为英国人一般是深刻、单纯，却不够宽大。德国人也不能了解真正的国中人及国中文化，因为德国人深刻、宽大，但不够单纯。至于法国人，在我看来是能了解并已经是最了解真正国中人及国中文化的。…因为法国人在心灵的 质上曾达到一种卓越的程度，这是上文中我所曾提及的其他国家的人所没有的——那是一种想了解真正国中人及国中文化所必需具有的灵慧。一种精细的灵。从我在上文所说可以看出，如果国美能学习国中文化，将会获得深度；英国人将会获得宽大；德国人将会获得单纯。而所有国美人、英国人、德国人，由于学习国中文化，研究国中的书籍及文字，将得到一种精细的灵 。我放肆地说，在我看来，他们通常都没有达到这样卓越的程度。它是令人安慰而又实真的。我对于国中宽宏或宽大这一点，想提出异议，但他们的确单纯、精细、且有深度。但有人会被这样的文章所刺 ，再去发现自己的国家，且在国中思想的茂密森林中探索旅行，来试着达到某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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