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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小说网 > 综合其它 > 往事并不如烟(最后的贵族)  作者:章诒和 书号:43042  时间:2017/10/30  字数:31666 
上一章   斯人寂寞 聂绀弩晚年片断    下一章 ( → )
  章诒和撰

  聂绀弩①是当代作家。许多年轻人、甚至中年人不知道他是谁。我所供职的‮国中‬艺术研究院,算是⾼级知分子的一个密集点。最近和同事一起吃饭。提及聂绀弩,竟十有八不知。而知者,则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聂绀弩在小说、诗歌、杂文、散文、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是继鲁迅之后的第二人。特别是他的旧体诗,形类打油,旨同庄,读来令人笑而哭,自成一格,人称“聂体”是“异端”诗的⾼峰。

  聂绀弩敢想、敢怒、敢骂、敢笑、敢哭。鲁迅说:“救救孩子。”聂绀弩“孩子救救我们。”鲁迅撰有《我们怎样做⽗亲》;聂绀弩写下《怎样做⺟亲》。看过《红楼梦》的人大多不喜柔的宝钗、袭人;聂绀弩认为“不写宝钗、袭人是坏人,《红楼梦》的反封建的意义就更深。”人家学习马列,图的是政治进步;聂绀弩看《资本论》第一卷,读到少年女工自觉是女后,常到河边偷看男工游泳的段,能联系“王安石诗,《聊斋志异》的“绩女”鲁迅的文章,融会贯通,有所彻悟。②”举一反三,探究“聊斋”的思想。蹲过大牢的人,都恨监狱;聂绀弩常常怀念监狱,说“监狱是学习圣地,监狱里医疗卫生方便”

  他在号子里回忆过去读过的旧小说,偶有所见,就记在笔记簿上,居然写了一二十册。聂绀弩受胡风事件牵连数十年,数十年间不断地怀念胡风,不停地写诗赠故人:“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胡风因三十万言书获罪,受三十年牢狱流徙之灾)”所有胡风分子无不憎嫌以出卖胡风为进⾝之阶的人;聂绀弩为其开脫,说“媚骨生成岂我侪,与时无忤有何哉?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纣廷咒恶来?”——聂绀弩种种特立独行的做派和一贯到底的反叛精神,使得自己的大半辈子在批判、撤职、监督、察看、戴帽、劳改、关押、冤屈、丧亲、疾病中度过。人生成败若以幸福快乐为标准去衡量,他是彻底的败者。

  ⽗亲(章伯钧)不认识聂绀弩,他是⺟亲(李健生)的朋友,而且是后期的朋友。这个后期的具体划分是在1970年前后。我因现行反⾰命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服刑在四川;聂绀弩因现行反⾰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关押于山西。⺟亲与周颖③原本相识,因同为反⾰命罪犯家属而骤然接近起来。相似的境遇,相近的心情,使⺟亲和周颖成了亲密的朋友。她们有两个固定话题。一是换聂绀弩和我在狱中的情况,特别是收到我二人信件的时候,要共同探究,力图解读出字里行间的全部內容。二是不断地打听消息,分析形势,寻找各种关系,商议能够营救我们出狱的良策。比如,搜集到‮央中‬近期要召开某个全国会议的消息,二人立即分头行动,各自写出递首长的“求情信”然后,⺟亲去叩响农工‮央中‬主席季方家的大门,恳请他会见四川省省长,为我“⾼抬贵手”周颖则直奔民⾰‮央中‬副主席朱学范家中,烦劳他找到山西省负责人,能否为聂绀弩“法外施恩”其结果,往往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周颖的精神状态不如⺟亲,情绪波动,极易受到外界的影响。⺟亲是很理解人的,心怀悲悯的她对周颖肺肝直陈:“老聂岁数比小愚(我的小名)大多了,⾝体也不好,所以,我要先救老聂。”感动万分的周颖老泪纵横,涕泣不止。

  ⺟亲一诺千金,有言即有行。她四处奔走,寻找机会和办法。1971年的秋季,农工老成员、因1957年划为右派而⾝处困境的朱静芳,从淮安乡下来到‮京北‬谋生。她下了火车,便直奔我家,希望获得⺟亲的帮助。住房紧窄的⺟亲二话不说,让朱静芳与自己食住在一起,有如家人。⺟亲工资一百四,她几乎每月都要拿出二三十元,偷偷塞进朱静芳的口袋,直至右派问题得到圆満解决。朱静芳解放前就攻读法学,划右前是山西省法院的一名陪审员,感觉敏锐的⺟亲觉得搭救聂绀弩的机会到了。这大概是在1971年。⺟亲把朱静芳介绍给周颖。周颖看着南京来客落泊寒酸的样子,心想:连自己都要投靠别人,这样的人能管用吗?故态度很有些冷淡。但面对⺟亲的热忱,也碍于情面,她还是把聂绀弩的“犯罪”情况和关押情况告诉给朱静芳。朱静芳当然察觉到周颖的冷淡,但看在⺟亲的情份上,也看在聂绀弩的名分上,她表示愿意帮这个忙。会面的当⽇,周颖便向朱静芳提出去山西稷山县看守所看望聂绀弩的要求。⺟亲说:“还是让老朱先探探路吧!她的盘由我承担。”巧了,朱静芳从前在法院工作的一个同事的丈夫,正担任看守所所长。她表示愿意前往,并说自己必须假称是聂绀弩的亲戚才行。三人的茶⽔喝了一杯又一杯。茶越喝越淡,心越靠越拢。

  当聂绀弩在看守所所长办公室,看到一个叫朱静芳的女人口口声声称自己为“表姐夫”的时候,惊异得直眨巴眼睛。而朱静芳见他的⾝体和气⾊都还算不错的时候,一颗悬着的心也就放了下来。所长告诉朱静芳:由于觉得聂绀弩人好,又很有学问,索没有叫他⼲什么劳动。朱静芳带来由⺟亲和周颖买的罐头、茶叶、香烟、⽩糖、点心。所长叫一个姓李的年轻人④将它们拿回监舍。在所长办公室,朱静芳和“犯人”的会见持续了三天。在这个看守所历史上,是个绝对的例外。聂绀弩是有问必答,只是在问到“犯罪案情”的时候,才变得支支吾吾,说自己也搞不明⽩,为什么还没有判刑就被押送到了稷山。而暗地里,瞅着这个着苏北口音、⾼大结实的女人直纳闷儿:这个“朱大姐”到底是谁?从哪儿钻出来的?他把自己的亲戚和周颖的亲戚在脑子里翻了个遍,也没能考证出来。见到了人,人又还健康——⺟亲觉得朱静芳是首战告捷,便毫不客气地对周颖说:“你该请客!为老朱接风。”

  “请客,请客!”周颖一个劲儿地点头。

  饭是在座落于道口大街的康乐饭馆吃的,周颖做东,全家出席。席间,气氛热烈。⺟亲不停地给朱静芳夹菜递汤。朱静芳直到今天都记得有道非常好吃的菜,菜名儿叫⻩鱼羹。

  聂绀弩在稷山看守所的四年时光,寂寞中也有快慰,冷冽中亦有温暖。同号同铺的小李,不但照顾他的生活,还一起读马列,小李每有所悟,聂绀弩会惊喜异常。聂绀弩搞不懂马克思论述的“级差地租形式”小李便给老人补习数学知识。潜心于理论不光为打发时间,更重要的是聂绀弩想以此验证自己的人生观。

  另一个同号的囚犯,是一个叫包于轨⑤的人。他与聂绀弩是共用一副手铐押赴稷山的,故聂绀弩有“相依相靠相狼狈”的诗句相戏,相赠。这个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的包先生,博学多识,通文史,精诗词,尤擅对联,曾在王府井画店举办个人书法展览。聂绀弩对他的学问佩服的不得了,称他是活字典。“鬼话三千天下笑,人生七十号间逢。”监狱不得⾼声喧哗,聂绀弩又有些“耳背”所以俩人经常头接耳“鬼话”连篇,用同心之言彼此‮慰抚‬受伤的筋骨、受辱的心。后来包于轨病死看守所,草葬于狱內空地。这令聂绀弩哀痛不已。

  1974年年底,聂绀弩被判处无期徒刑,这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他情绪动又万念皆灰,十多天的眼睛都是红红的“是泪是花还是⾎?频揩老眼不分明。”悲愤难忍的聂绀弩向周颖报告了这个最坏的消息,觉得自己只欠一死,别无它途。周颖跌跌撞撞地来到我家,对⺟亲和朱静芳说:“事情不好了,老聂判处了无期徒刑,他不服,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她拿出聂绀弩的信,信中写道:“我是永远回不了‮京北‬城。”

  ⺟亲黯然无语,而周颖早变成了木石,呆坐在沙发。

  冷静的朱静芳问:“周大姐,你可知老聂现在关押何处?”“临汾。”朱静芳想了想,说:“那就在省第三监狱了。”遂安慰周颖,道:“不要急,有办法,省三监我有认识的人。”周颖听到这句话,情绪稍许‮定安‬。她走后,朱静芳告诉⺟亲:“我如今是个农民,靠种庄稼吃饭。所以,现在必须赶回南京乡下揷秧,等秧子揷完,就赶来‮京北‬,专跑老聂的事。”⺟亲马上给朱静芳买了南下的火车票,并反复叮嘱:“老朱,你要快去快回呀,咱们救人要紧。”

  朱静芳前脚刚走,周颖后脚病倒在。学医出⾝的⺟亲话不说,把周颖接到家中,一住数月,亲自护理侍候。返回‮京北‬且落脚我家的朱静芳看着⺟亲跑前跑后,炖汤拿药的情景,慨然道:“这才叫患难与共,肝胆相照呀。”

  经过反复思考,朱静芳认为:放出聂绀弩只有一条路,即保外就医,而获得保外就医则必先获得减刑,改判为‘有期’,才有可能。“老聂怎样才能减刑呢?”周颖的反问,却令她一时无法回答。⺟亲建议朱静芳还是先与她所认识的监狱管理人员联系,再商讨减刑之策。谁料想事情又那么凑巧,朱静芳与山西省第三监狱的狱政科长老彭元芳相识,且私甚好,而老彭的爱人姓杨,是这所监狱的监狱长。朱静芳随即给老彭写了封信。信中说,自己有个姓聂的表姐夫在省三监服刑。⺟亲把信看了一遍,问:“你为什么不写明自己的亲戚是聂绀弩呢?”“不能写明,这样的事只能面谈。”

  老彭没有回信,这令⺟亲和周颖有些失望。朱静芳却说:“周大姐,我们可以去临汾了。她是不会复信的。”

  ⺟亲为朱静芳买了去太原的车票(周颖的车票是自己买的),又给了她几十元钱,做逗留临汾和返程的花销。

  1975年盛夏,周、朱二人坐了火车坐汽车,近午时分到了监狱。老彭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热情地接待昔⽇老友,请朱静芳坐沙发,把周颖理所当然地视为罪犯家属,端个矮脚小板凳叫她靠墙角呆着,还叫了一个管理人员陪同。见此情状,朱静芳觉得无法进行实质谈话。当晚,朱静芳决定让周颖住县招待所,自己则搬到老彭的家里。晚饭后,朱静芳向老彭详细介绍了聂绀弩的⾝份、资历、为人、成就等情况,还拿出了一本随⾝携带的聂绀弩作品,请她翻阅。为摸清案情,朱静芳提出想看看聂绀弩的档案,老彭同意了。

  可翻开卷宗,內里只有一张判决书。內容简单得像简历,案情概括得像口号,且通篇措辞严厉。指认他犯有现行反⾰命罪,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恶毒攻击文化大⾰命,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判决书上的最后一句是:由于认罪好,特宽大处理,判处无期徒刑。

  第二天接见“犯人”老彭的态度明显改变,接见地点没有安排在固定的“犯人接见室”接见时间也没有遵守“只许半小时”的规定。穿着囚⾐、戴着囚帽的聂绀弩,从关押区向管理区缓慢走来。他很快认出了朱静芳,眼睛里流露出笑意,说:“朱大姐,你长胖了。”这本是句淡话,不知怎地令朱静芳辛酸无比,泪珠在眼眶里直打转,赶忙掉过头,泪⽔便沿着面颊滚滚而落。她请老彭离开办公室,自己也站到院子里,好让周颖单独和聂绀弩会面。

  会面结束了,朱静芳迫不及待问周颖:“你问清楚了没有,老聂到底犯了些什么?”周颖答:“他告诉我主要犯罪事实是辱骂了江青和林秃子。”“辱骂的具体內容呢?”“说他讲‘江青和林秃子有暧昧关系’,但老聂始终没有承认;人家追问这话是谁说的,他东扯一个西拉一个,都没能落实,所以公检法认定还是他自己讲的。”“还有呢?”朱静芳问。“还有,就是他想吃五香牛⾁。”监狱哪儿有什么五香牛⾁?好心的老彭特地跑到附近部队驻地借了五斤⾁回来,给‮京北‬来客和聂绀弩包了顿饺子,算是改善生活。

  患难夫的会面长达四、五天之久,在此期间朱静芳加紧做老彭的工作,最后,索摊牌:“无论如何,你们也要把人给我放出来。”老彭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老聂的⾝体不好,害过一场大病。我们把他弄到太原的医院,治了几个月才救活的。按这里的做法,判了无期的犯人是要押送到北大荒的,我们觉得他⾝体太差,就没有叫他去。在这里,也是做些轻微的劳动。”“什么叫轻微劳动?”朱静芳问。“比如在监狱的厨房洗洗菜。”朱静芳说:“你一定要想办法。先要保证他的健康,再做到保释就医。”又说:“老聂是个作家,给他一些书看,精神上也好有个寄托。”分手的时候,心里拿定主意的老彭把客人一直送到监狱大门,对朱静芳说:“你放心吧,我保证把老聂健康地送还给你们。”

  回到‮京北‬的朱静芳连续给老彭写了几封信,均无回音。但她得知:聂绀弩的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从大牢搬到小屋;屋里放了书桌,书桌上摆了纸笔;‮京北‬寄去的或托人带去的罐头、腊⾁、香肠、咸鸭蛋等食品一律由老彭转。老彭和一个姓张的劳改⼲部命令在厨房⼲活的犯人,每天给他或蒸一碟腊⾁,或切一盘香肠,或开一个罐头,或送一个咸鸭蛋。聂绀弩从心眼里感朱静芳,说:自她去了监狱,自己的生活完全变了,如此特殊的待遇是监狱里从未有过的。而朱静芳打心眼里感谢老彭、老杨和老张,说他们如此地敢于担责冒险,真的够朋友。过了几个月,情绪又开始消沉的周颖对朱静芳说:“我想离开‮京北‬,在老聂的监狱附近找个房子住下来,就在旁边陪他到老。”朱静芳说:“你要这样也可以。不过,我和李大姐还是要尽量想办法,把老聂搞出来。”话虽如此,却无良策。尽管劳动改造表现好的犯人可以减刑,可聂绀弩早已不参加劳动了,减刑又从何谈起?老彭他们也是⼲着急。

  1975年冬季,⽑泽东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县团级以上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并适当安排工作。愿意回‮湾台‬的,可提供方便。这个“决定”在全国范围迅速传达,果断落实。这个文件我是在四川监狱里听到的,与我同牢而居的国民旧军政人员先是不敢相信,后是彻夜不眠。那些够不上县团级的老反⾰命第一次恨自己罪恶小、军阶低。

  “决定”到了山西政法部门。据档案,上边通知山西省第三监狱在押的原国民县团级以上政军特人员共有8名。经核对,监狱领导发现只有7名,其中一人已病亡。老彭他们觉得让聂绀弩出狱的机会到了。因为只要能顶上这个空额,便可蒙混过去。但完全蒙混也不行,于是,他们开始翻查聂绀弩的档案,看看是否能够在他的政历上找到一丝与国民的联系。这时,得知“决定”的朱静芳火速投书,信中也提出了相同的主意。毕竟她是经过⺟亲介绍认识的周颖夫妇,所以并不十分清楚聂绀弩的全部历史。还是监狱领导在提取的聂绀弩档案里,发现他有“于1924年⼊⻩埔军校第二期学习”的经历。有了⻩埔军校的履历,就⾜够了。老彭立即告诉朱静芳:事情办好了。聂绀弩以老共产的⾝份进的监狱,以老国民的名义出的牢门;以现行反⾰命的犯罪抓进去,以历史反⾰命案情放出来。

  1976年秋,⺟亲征得周颖的同意,拜托电影家戴浩⑥去山西接获释的聂绀弩返京。戴浩也是右派,每月领取生活费30元。他从⺟亲那里接过买车票的钱,又向⺟亲借阅一套明朝版线装书,说是“以破长途之寂”生慷慡的⺟亲不忍拂其意,犹豫片刻,还是将书拿出。结果,人接回来了,书却丢了。许多年以后,⺟亲对我提起那套明版书还心痛不已,带着埋怨说:“我也不明⽩为什么戴浩非要那套书?要知道,那是你老爸爸的遗物。”聂绀弩回到‮京北‬,却报不上‮京北‬户口。仍是朱静芳抛头露面,找到与派出所、‮安公‬局关系极好的一个老太太(即文怀沙之⺟),请她出面为聂绀弩报上了‮京北‬市居民户口。

  急人之急女朱家,两度河汾走飞车。

  刀笔纵横光闪闪,化杨枝⽔洒枯花。

  劝君更进一杯茶,千里万里亦‮华中‬。

  聂绀弩对朱静芳心怀感,写了这样一首六句诗送给她。聂绀弩获释经过,朱静芳对外人谈及很少。后来,周颖曾对别人便讲:“我们老聂能够出来,是由于某首长出面。”话传到朱静芳耳朵里,惹出一肚子火。气愤的她当着聂绀弩的面,质问周颖。又说:“你这是忘恩负义,过河拆桥。”“我讲不过你。”理屈的周颖说罢,便去卫生间。趁着这空当儿,坐在一边旁听的聂绀弩乐滋滋对朱静芳地说:“她怕你。”过后,朱静芳心里很难过。她对我说:“小愚,我想办法救老聂,一方面是由于你的⺟亲待我太好,一方面是因为老聂实在是太冤。”

  我说:“朱阿姨,没有你的帮助,聂伯伯也能出来。不过,他要在监狱里等到胡耀邦上台平反全国的冤假错案,时间至少要推迟三至四年。等一年,就意味着再坐365天的牢。对个老弱病残来说,在一千多天的⽇子里,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朱静芳不住地点头,感叹道:“别看周颖一头⽩发,还不如小愚懂。”

  关于聂绀弩的“犯罪”不噤让我联想起戴浩对我讲的一段话。我出狱不久,戴浩来我家闲聊,⺟亲留饭。饭后,我送戴浩去建国门大街的1路汽车站。正值残夏,光耀眼,热气灼人,几只蜻蜓在空中盘旋。我俩拣着有树荫的地方走。走着,走着,他停下脚步,突然地说:“现在背着李大姐、周大姐、朱大姐以及陈大姐(即陈凤兮),我向你提个问题:把你关进大牢,冤不冤?”

  “当然,冤呀!”

  “我也认为冤。章诒和不就是章伯钧的女儿吗?小愚不就是有感于江青从政,在⽇记里写下‘一人得道,⽝升天’这么一句话嘛。”

  我点点头。

  接着,他又问:“你说把聂绀弩关进大牢冤不冤?”

  “当然,也冤呀!”

  “错了,与你相比,老聂可不冤哪。”

  看着我瞠目结⾆的样子,他笑了,拍着我的肩膀,说:“用不着吃惊,戴叔叔解释几句,你就明⽩了。用今天的法律去判断,老聂是冤枉。可拿当时的政策去衡量,聂绀弩可是真的有罪。”

  “为什么?”

  “因为他真是像判决书写的那样,恶毒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老聂骂林彪用的是最耝鄙的语言,耝鄙到我无法对你重复他的话。”

  “真的?”

  “真的。在接他回京的路上,老聂把自己的‘犯罪情节’全都告诉给我。我曾经告诉给你的⺟亲,她叮嘱我今后不要再对别人讲了。”

  在以后的接触中,我发现情狷介的聂绀弩对自己所反感的事物,用语常常是很刻毒的。戴浩的话,一点不假。聂绀弩为什么如此肆无忌惮底辱骂“副统帅”呢?我觉得除了格因素、本使然,资历也是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不错,聂绀弩是名作家,但他又是个老⾰命,且“老”到与林彪同读⻩埔(聂为二期、林为四期),同为湖北老乡。有着这样的一个背景,即使对方变成了⾰命权威、政治领袖、⽑泽东接班人,他也决然不会去仰视、去拥戴的。在聂绀弩的眼里,林彪就像面对面办公的同事、隔壁而居的街坊那样普通悉。因此是可以随时随地的批评乃至诟病其缺陷的,这缺陷包括他的野心、虚荣、伎俩和作风。周颖来我家,一坐便是一天。⺟亲定是留饭的,擅长烹饪的姐夫洗手下厨,烧出的菜虽非美馔,却颇适口。周姨每次吃了,都说:“好,真是太好了,我还要带些走呢。”

  聂绀弩释放回京以后,她带菜的习惯仍保持着,且加大了力度——带走的菜肴都改用我家大号铝饭盒,且塞得満満的。周颖一边把菜装饭盒,一边解释说:“我们老聂就爱吃小柴(指我的姐夫)做的菜!”每听此言,⺟亲脸上泛起微笑,姐夫则一副得意神情。菜带得再多,全家也心甘情愿。后来,有一次⺟亲要去王府井八面槽有名的全素斋买些素什锦回来,竟发现家里所有的饭盒都没了。问姐夫,回答说:“章家的饭盒都在聂家碗柜里放着呢!”

  ⺟亲去看望聂绀弩,常让我的姐夫陪同。姐夫自会带上许多新鲜鱼⾁及蔬菜,亲自做给“聂伯伯”品尝。看着満桌子的可口菜肴,聂绀弩特别⾼兴。他说:“我颠簸了一辈子,吃到的快乐远没有呑下的苦⽔多。但今天我是快乐的,大家是快乐的。”

  一天下午,⺟亲正在清理⽗亲生前收蔵的清代茶壶。1966年8月红卫兵抄家时只认得瓷器,不知道这些用泥巴做的茶壶也是古董、“四旧”、好玩意儿且价格不菲。所以经过无数的洗劫之后,家里还剩得几把宜兴老壶。⺟亲刚把茶壶擦洗⼲净,摆在地上晾⼲,周颖、朱静芳二人就进了门。周颖见每把茶壶都那么漂亮,便说:“李大姐,这些壶真好看,送给我一把啦!”见⺟亲没有吭声,即又说:“我们老聂总爱靠在上,用杯子喝茶很不方便…”一听是拿回去给聂绀弩使用,⺟亲就让周颖任意挑一把。自然朱静芳也挑了一把。事后,⺟亲提起这两把茶壶又很有些心疼,并念叨:“也不知老聂用上茶壶没有?”

  出狱后的聂绀弩很想为⺟亲做些事。一次,他知道⺟亲在大街上摔伤了胳膊,就⽑遂自荐,说要领着⺟亲去找个医生。⺟亲问:“你带我找中医,还是西医?”

  “中医。”

  “此人有名吗?”

  “此人大大地有名。”

  “他是谁?”

  “萧军。”

  ⺟亲嗔怪道:“老聂,你别是在跟我开玩笑吧。萧军是个作家,你带我找他做什么?”聂绀弩笑了,笑里透着得意。说:“李大姐,你说得不错。但你不知道,他还是个正骨中医。”受聂绀弩热情诚挚的感动,⺟亲同意了。他们一起到了座落在什刹海附近的萧军的住所。“这是李大姐。李健生,章伯钧夫人。”红光満面的萧军听了聂绀弩的介绍,紧握⺟亲的手,说“认识你,真是太好了。今天我一定要好好款待你们。”

  聂绀弩说:“我们不是来做客的,是来看病的。”结果,既做了客,也看了病。⺟亲的胳膊让健硕无比的萧军“三下五除二”地给摆弄好了;他们也成了朋友,同聂绀弩一道,又去烤⾁季吃饭,又在湖边合影。

  1977年11月,‮京北‬市政协重新开张,恢复活动,召开了五届一次会议。从前一直是‮京北‬市政协委员的⺟亲却未接到“当选委员,参加会议”的通知,而其他老委员都先后收到了。她不明⽩到底是什么原因独独没有自己的份儿。她来到聂家,对聂绀弩夫妇说,自己很想不通,也很不服气。聂绀弩对周颖说:“你去买些酒菜来,中午我请李大姐在家里吃饭。”周颖不善家务,也没有雇佣固定的保姆。所以一般情况下,⺟亲是不在他家吃饭的。但今天例外,⺟亲同意了。饭桌上,聂绀弩持箸进菜,殷勤相劝,又向⺟亲举杯,而且一定要“⼲”了。过后,对⺟亲说:“李大姐,我送你一首诗吧!怎么样?”

  幺女归才美,闲官罢才清⑦。

  中年多隐痛,垂老淡虚名。

  无预‮京北‬市,宁非李健生。

  酒杯当响碰,天马要行空。

  听着听着,⺟亲的脸红了。“李大姐,你看我说得对吗?”聂绀弩问。“对得很。‘无预‮京北‬市,宁非李健生。’这两句多好。”⺟亲笑了。“你说好,那就好。”三⽇后,聂绀弩将诗写于信內,寄来。在以后的⽇子里,⺟亲偶遇不快,便常昑这首《李大姐⼲杯》。

  1978年秋,我被释放出狱,回到‮京北‬,却尚未平反。

  一天上午,⺟亲对我说:“我要带你去认识一下聂绀弩。”我俩是搭乘公共汽车去的。头天,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食和⽔果。⺟亲路上叮嘱我,千万不要谈论有关子女的事。这时我才知道聂绀弩和周颖有个独女,叫海燕,在歌剧院供职。女婿姓方,人称小方。令老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出狱前的一个月海燕‮杀自‬了,死因不明。小方被批斗,其所在单位领导和群众一致认为他对子的死负有不可推卸之责。没几天,小方也‮杀自‬了。周颖对聂绀弩瞒着这宗命案,谎称海燕出差在外。聂绀弩思女心切,很快病倒在。过了半年多的时间,经⺟亲和其他几个老大姐商量,觉得总瞒下去不是个办法,再说聂绀弩也不是个承受不了打击的人,于是决定由陈凤兮找个单独的机会告诉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陈凤兮静静地讲,聂绀弩默默地听,讲者与听者的眼睛里都闪动着泪花。当晚,聂绀弩彻夜无眠。第二天早晨,周颖进丈夫的卧室“只见绀弩面朝墙壁睡着,半边枕上犹有痕。桌上的烟盒空了,地上有一堆烟头。笔筒庒着一张薛涛纸,纸上是一首七律诗⑧。”但在聂绀弩的心里,仍蔵着一个死亡之谜,即女儿为什么要‮杀自‬?

  周颖把家从地安门附近的东不庒桥胡同34号的平房,搬到了左家庄地区的新源里单元楼。回到‮京北‬的聂绀弩按被释放的国民军警特人员待遇,每月从街道领取18元生活费。他不能安于这样的⾝份,也不能安于这样的生活,便给担任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写信,说明自己莫名其妙被抓和莫名其妙被放的情况。邓小平将信批转给时任全国政协秘书长的齐燕铭,齐燕铭向邓小平汇报了聂绀弩“军警特”待遇的近况。邓小平听后,两眼一瞪,说:“他是什么军警特!”齐燕铭遂立即派人,给聂绀弩送去二百元营养费;跟着,齐燕铭责成有关方面,将“文⾰”中红卫兵抄走的现金——约有七、八千元,如数退还。

  聂绀弩单薄、瘦削。无论行走,还是坐立,⾝体都有些前倾,背微驼。从我看到的第一眼开始,便觉得聂绀弩是一幅线条洗练、轮廓分明的肖像版画。令人难忘的是他在文人派头里所显示出的鄙夷一切的精神气质。即使有客人对面而坐,聂绀弩也常沉默不语,似乎总带有几分痛苦。其实,聂绀弩并不忧郁,只要一笑,眯着两眼,让人觉得慈祥可亲,是个仁厚的长者。当他正眼看你的时候,那目光竟是那样地坦⽩,仿佛可以一直穿透你的膛直达心底。

  我向他浅浅地鞠了个躬,⺟亲介绍说:“这就是小愚了,刚放出来。”

  聂绀弩问:“你是在四川的监狱吧?”

  “是的。”

  周颖说:“小愚关押的时间比你长一些。”

  “你在哪里做什么?”聂绀弩又问。

  “我种了五年茶,织了五年布。聂伯伯,你呢?”

  “我没有怎么劳动。”

  我还告诉他,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和⺟亲在莫斯科餐厅吃西餐的时候,就曾见到过他。聂绀弩说:“想不起来,忘记了。”我说:“那时餐厅的服务员都神气得很,催她们上菜,带搭不理的,还从眼角看人。你生气了,对我和⺟亲说:‘什么叫养尊处优?还用查字典吗?她们的脸就是注解。凡掌管食品的人,都是养尊处优。’”聂绀弩大笑。我又说:“在咱们四个人等着上菜的时候,⺟亲问你的工作情况。你说:‘眼下的工作单位好极了。’⺟亲问:‘好在哪儿?’你的回答是:‘我都和孤家寡人(指溥仪)在一起了,你说这个单位(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室)还不好?’”聂绀弩又是大笑,并夸我的记好。

  我说:“我脑子里净记这样一些没用的东西,不像你満腹经纶,记的都是学问。”聂绀弩听了,向我瞪着眼睛说:“我有什么学问?不信,可以翻看我填的任何一张履历表,文化程度——⾼小。”

  囚服去⾝,光重沐。聂绀弩的情绪该振作,心情应舒畅。可我感觉他的心情并不怎么好,脾气也不够好。

  ⺟亲的解释是:有本事的人,都有脾气;有本事又有冤枉,脾气就更大了。周颖是不参加我们谈话的。不一会儿,她拎着个黑塑料提包走过来,对⺟亲说:“李大姐,你们聊吧,我到外面去办点事儿,老聂今天特别⾼兴。”

  周颖刚出门,聂绀弩的脸⾊蓦地沉起来,说:“小愚出来了,很好。可我想回去。”

  “聂伯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对⺟亲说:“李大姐,还是监狱好。”

  ⺟亲说:“老聂,有些事要看得开,想得通,我们才能活下去。”

  “我想不通,海燕到底为什么死?说他们(指海燕夫妇)夫关系不好,小方有外遇?可死前两口子还发生了关系。按说我坐了牢,⺟女(指海燕和周颖)应该是相依为命的。可我后来读到海燕早就写好了的遗嘱,才知道事情很复杂。女儿在遗嘱里说:‘我政治上受骗了,生活上也受骗了。又说‘我的两个小孩千万不要让⺟亲带。’为什么女儿不信任⺟亲?所谓‘生活上也受骗了’,是指谁?是小方一个人骗了她,还是连同周颖两个人都骗了她?海燕是怎么知道自己受骗的?她看到了或者发现了什么?这些到底都是怎么回事?李大姐,我总该弄清楚吧?”

  ⺟亲是看过遗嘱的。这一连串的发问,却令她无法应对。只能宽慰他,说:“老聂,事情已然过去,你要超脫出来。周颖一人在外,实在也是万分困苦。我希望你和她彻底安顿下来,以前的,都不去想啦!还有许多事在等着你去做呢。”聂绀弩‮头摇‬,说:“事情我要做,问题也要想。再说,海燕的死是有果无因,怎么能说‘事情已然过去’?”⺟亲再无话可说。海燕的死因及遗嘱,是聂绀弩脑子里的谜团,也是心中的死结。

  我是第一次登门拜望,聂绀弩说什么也要留我们⺟女吃午饭。我第一个把饭吃完,按照规矩,将一双竹筷平架在空碗的正当中,欠⾝说:“聂伯伯,谢谢。你们慢用。”低头吃饭的聂绀弩抬头望望我,笑了。微笑中带着挖苦的神态,说:“不要谢我。”遂指着周颖说:“谢她。我现在是靠老婆养活的。”“你不会永远拿18块。”⺟亲说。饭毕,即告辞。⺟女同行一路。许久,⺟亲长叹一口气,说:“老聂,可怜。”

  1978年年底,我的丈夫(唐良友)从成都来到‮京北‬。⺟亲说:“你们夫好不容易团圆了,带些糖果,算是喜糖,一起去看看聂绀弩吧。”说着,把写着东直门外左家庄新源里西9楼3单元33号地址的便条,递给了唐良友。

  我问:“万一聂伯伯不在家,要不要事先打个电话?”

  “周颖可能不在,绀弩是一定在家的。”

  临走时,⺟亲对唐良友说:“记住,不要在他家吃饭…”

  给我们开门的,是聂绀弩。进屋后未见周颖,便问:“聂伯伯,周阿姨呢?”

  “出去了。”看来,⺟亲的话是对的。

  聂绀弩坐在了沿,指着旁边的一张旧藤椅叫我坐下。然后,他上下打量着唐良友,直声问:“他是谁?”

  “我的爱人,唐良友,你叫他小唐好了。”

  “你的爱人?”聂绀弩毫不掩饰自己的怀疑与惊异。

  我点点头。

  “真的?”他轻轻摇着头,问唐良友:“你是做什么的?”

  “在川剧团搞器乐。”

  “什么乐器?”

  “从唢呐到提琴。”

  他笑了,笑得很冷,又很怪。我不知道丈夫是个什么感受,但我从这样的笑容里,读出了几层含义:一,聂绀弩不仅觉得唐良友过于年轻,更觉得他过于漂亮;二,对这种年纪、相貌以及职业,有些鄙薄;三,这种鄙薄也推及到我,即鄙薄我对男人的选择标准,或许还有对男女关系的联想,等等。我很想对他解释一下,讲讲自己所经历的如电视连续剧一般曲折的婚姻故事。但我忍了,忍受了他的笑,也接受了笑中的鄙薄。我清楚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小市民。

  很快,我们进⼊了谈话的正题。正题就是对监狱的认识与感受,这是我和聂绀弩唯一的共同点,恐怕也是唯一的话题。

  “小愚,你对坐牢都有些什么体会?”聂绀弩首先发问。

  “我初到监狱,有三个‘想不到’。”

  “哪三个?”

  “一想不到监狱犯人如此之多;二想不到犯人刑期如此之长。”

  “那三呢?”

  “三想不到监狱状况如此之差。”

  听了这三个“想不到”聂绀弩似乎觉得我多少是个可以聊上几句的人,而非只会选漂亮男人做丈夫。他伸手去拿搁在写字台上的香烟,唐良友忙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打火机,打燃。他点上烟,舒服地把上⾝斜靠在头,两条腿挪到沿边,平搁着。

  见他有了兴致,我的心绪平稳了许多,说话的声音也放大了:“聂伯伯,后来我发现所谓的三个‘想不到’,不过是表面现象罢了。”

  “你还有更深的认识吗?说来我听听。”眼神里,流露出关切和暖意。

  我说:“有两点来自对人的认识。首先,人是不能改造的。罪犯充其量只能做到遏制自己,即遏制犯罪本质。换句话说,人不是不想做坏事,而是不敢做坏事。另外,从前我以为坏人就是坏人,蹲上两年(大牢)便明⽩一个人坏了,可以再坏,再坏以后,还可以更坏。坏是无底的。”

  “举个例子,说说看。”

  “比如,一些年轻女犯是盗窃罪,即惯偷。劳改队的劳动強度大,肚子总填不。除了在农田里偷些可食之物以外,她们便想方设法找男人‘野合’。搞一次,得一个窝头,一个窝头也就值五分钱。她们本来坏在偷盗上,现在又多了个卖的⽑病。犯人谁不想出狱?我们的劳改条例又鼓励密告。对他人有重大检举,自己可获减刑。于是,告密成风。再沾上这一条,人就更坏了。”

  聂绀弩笑问:“你告过密吗?”

  “我告过,而且后果严重。”

  “什么后果?”

  “把人给毙了。”

  他问得突然,我答得直接,我俩不由自主地被对方的态度所感染。聂绀弩忽然发现没有给客人倒⽔沏茶,便起⾝趿拉着鞋,取茶杯、提暖瓶,找茶叶,并抱歉地说:“对不起,我现在才给你们泡茶。”用不怎么开的⽔泡上两杯绿茶后,他又靠在背,恢复了原来的姿势。这时的他,像个等着听故事的孩子。从这一刻开始,我感觉双方才是对等的。我说:“聂伯伯,我家庭环境好,受教育好,从无生活恶习。我不过是个政治犯,更准确地说是个思想犯,但进了大牢后,我学会了骂人,学会了打架,学会了偷东西。因为不这样,就活不下去。打架骂人,是犯人之间流通的公共语言。我能像原始人那样用拳头撕扯扭打;像老泼妇那样当众骂街。偷,专偷吃的,是因为饿。饿是什么?是一种关乎生命的本质痛苦。说句不好听的,除了厕所里捞出来的,不吃,我什么都吃。你的岁数大,又不劳动,肯定对这种痛苦体会不深,而且,可能还把食物和朱阿姨带给你的食品,分给帮助照料你的年轻犯人吃,对吗?”聂绀弩点头,道:“是这样的。”继而,他把话题拉了回来:“你跟我说说那件后果严重的事情。”

  我开始了讲述:“最初的几年,我是在苗溪茶场。三十多个新、老反⾰命女犯挤在二十多平米的监舍。睡在我斜对面的一个浓眉大眼的中年妇女,叫张家凤。她生活泼,多才多艺,有一条好嗓儿,会唱许多中外歌曲。⾼兴起来的话,还要讲几句英语。我觉得她是众多女囚中最可爱的,但是组长警告我说:‘张家凤是个抗拒改造的反改造分子,你不要接近她。’很快,我便发现她的精神不够正常,自说自唱,神神叨叨的。越是舂茶采摘的季节,她越是发作。别人一天采茶二十多斤,她的茶篓却是空的。消极怠工,就是抗拒改造,晚上要挨批斗,犯人斗犯人。多数犯人为了表现自己靠拢‮府政‬,接受改造,批斗时就掐她的胳膊,扯她的头发,煽她耳光,我吓得躲在旮旯,但张家凤却习以为常,甚至面带微笑。组长又告诉我:‘她的态度如此嚣张,是仗着自己军人出⾝、军大毕业。打过几次杀威,好些了。她犯罪的起因是被一个首长搞了以后,甩了,从此对共产怀恨在心。’”

  “这样经历的女同志,在建国初期是不罕见的。即使有些年轻女同志被组织安排给了某首长做老婆,多数也不幸福。”聂绀弩揷了一句。“大概是第二年采摘舂茶的时候,张家凤的旧病复发了,而且很严重。她咒骂的不光是那个曾经玩弄自己的部队首长,也不单是把她送进监狱的军事法庭。她咒骂的是⽑泽东。很多犯人都听见了,大家争先恐后地去揭发。事情汇报上去,管教⼲事发话下来,说:‘章诒和的文化程度⾼,叫她不要采茶了,拿着纸和笔,跟在张家凤的后面。听到一句反动话,就写下一句。再布置另外几个犯人靠近张家凤劳动,一边采茶,一边用心记下她说的,晚上让她们找人写成揭发材料,作旁证。’当时正是下午四点钟的样子,从清晨四点开始爬上茶山,人已经⼲了一圈儿(即12小时)。我累得要死,痛得要命,好像就要断了。一听到这个任务,忙甩下茶篓,心里别提多⾼兴啦。只觉得自己可以从筋疲力竭中逃出来,而不去想想我记录下的材料是⼲嘛用的。我跟了她两个下午,她在咒骂的时候,仍称⽑泽东为⽑主席。她真的疯了——这一点,别人不懂,我应该懂。大约过了半年,在‘十一’‮庆国‬节之前,张家凤被押走了。9月30⽇,劳改茶场召开宽严大会。宽大处理的样板是我们的那个组长,减刑半年;从严惩治的便是张家凤了,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而判处死刑。宣判后的二十分钟,远处传来了两声响,数千人的会场如一潭死⽔。‮弹子‬穿她的同时,仿佛也击中了我。张家凤死了,我觉得是我用笔和纸害死的。”我说不下去了。聂绀弩起⾝把茶杯端给我,说:“喝口⽔,喝口⽔。”“聂伯伯,你知道吗?从抓我的那一刻起,我一直认为自己无罪。但从毙张家凤的那一天开始,我便觉得自己真的有罪了。”

  “罪不在你,错不在你。”聂绀弩的目光沉郁,仿佛人类的善良、忧患及苦难都随着目光,流溢而出。他昅烟的时候,嘴原是紧闭的。这时却张开了,一股青烟冒出,随即散开,在空中形成淡薄的雾气。他仰着头,看着这飘动的青烟渐渐散去,语调平缓地说:“密告,自古有之,也算个职业了,是由国家机器派生出来的。国家越是专制,密告的数量就越多,质量也越⾼。人们通常只是去谴责犹大,而放过了残暴的总督。其实,不管犹大是否告密,总督迟早也会对耶苏下手。”

  “聂伯伯,我在狱中呆了十年,体会到对一个囚犯来说,贪生可能是最強烈的感情。而狱政管理的许多做法,正是利用了这种感情。”我们还谈起各自的“犯罪”情况,一对案情,俩人都笑了。原来在我俩的判决书上都有“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文化大⾰命”这样的罪状。

  我说:“我们的⽑病都是太爱说话。”我的这句话,聂绀弩有些不受听。气呼呼地说:“祸从口出——这条古训,‮国中‬的老百姓谁敢不牢记在心?他老人家不开口则罢,一开口,必是雷霆万钧,人头落地。我们这个国家什么工作都可以瘫痪,惟独专政机器照样运转。而且,人被戴了帽子,被关押,被劳改,被毙,可⾰命照旧进行,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最可怕的地方,也算是社会特⾊和特征吧。”聂绀弩停顿片刻,突然提⾼了声音,说:“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坐牢,今天的结果比老人家強。”

  “你认为,他老人家的结果是什么?”

  聂绀弩伸出四个手指,说:“四句——⾝败名裂,家破人亡,众叛亲离,等到一切真相被揭开,他还要遗臭万年。”

  “聂伯伯,‘文⾰’中我的⽗亲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泽东几十年的执政错误给‮国中‬的每个家庭,都制造了灾难和痛苦,别看现在是‘红海洋’,将来会是个悲剧的收场。”

  “你的⽗亲是先知先觉,你的⺟亲是大慈大悲。你虽受了⽗⺟的连累,但你该为他们自豪。”

  我说:“我在牢里,支撑我的就是死去的⽗亲和活着的⺟亲。即使我死了,我的灵魂也会回到他们的⾝边。”

  “好。”说罢,他把目光投向了窗外。

  我怕他联想起海燕,扯开话题,问起他狱中生活。他告诉我,自己有书看,还能写东西,处境比我好。“聂伯伯,你看些什么书?”

  “主要是看《资本论》,一遍一遍地看,一直看到被放出来。说来你也许不信,我一共读了17遍。读《TheCapital》,有鱼跃于渊之乐。”

  我大为吃惊:“天哪!你该不是把《资本论》当成了《圣经》吧?”

  “算你说对了。”他有些‮奋兴‬,好像很欣赏我的这个比喻:“我就是把它当作《圣经》,其实,《资本论》也像《圣经》。”

  “为什么?”

  “因为它是从哲学的观点出发的;又因为它写出了真理;还因为它的文笔。‘在科学的⼊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弱都无济于事。’小愚,你说这段话像不像《圣经》?你说马克思的文笔好不好?《资本论》当然是论述经济问题与规律的,但它把权力、选举等政治因素概括进来,又涉及思想、舆论、信仰、情感等精神事物。分开来读,每个部分都说得很明晰;合起来看,整部书又非常完整。这个特点不也很像《圣经》吗?‮国中‬人当共产,有几个人读了《资本论》?包括知识分子在內的共产员,为什么要参加⾰命?原因分析起来,不外乎两个。一部分人是为了寻找个人出路;另一部分人是出于对当地‮府政‬或顶头上司的不満。怀着这样的动机,哪里需要《资本论》?从前的我,也是不看这种书的。”聂绀弩又赞叹道:“《资本论》可是好文章呀!在山西写下的读书笔记,有几大本。可惜,让他们(指监狱管理人员)都拿了去。”

  “聂伯伯,你读《资本论》17遍之后,有什么感想?”

  “最大感想就是怀疑理想。共产至今,不知道给我们树立了多少理想。理想有⾼,有低。⾼到共产主义,低到公共食堂。无论⾼或低,几乎都很少实现。即使实现了,也很快失败。包括现在我们这个不⾼不低理想——社会主义,也不成功。为什么总是实现不了?我们都是在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上找原因。其实最本的原因,就是理想错了。我们‮国中‬共产和⽑泽东说的共产主义和德国大胡子讲的共产主义完全不同。而且,事实证明——基于反抗庒迫的⾰命,并不一定通向自由和幸福。”

  我说:“⽗亲讲,读马(克思)恩(格斯)要看德文版的,苏联的俄译本不行,‮共中‬的译本就更不准确了。(19)60、61年的时候,⽑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是阶级和阶级斗争,⽗亲听了怒不可遏,说:‘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叫混蛋逻辑。’话的尖锐以及声音之大,把我和妈妈都吓呆了。他很反感共产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亲认为,想用一种理论囊括所有的事物是本不可能的,也是没有的。他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质是书生,学者。马克思主义是学术质的,‮国中‬文人说法叫书生之见。只是后来的列宁、斯大林和再后来的⽑泽东,把它完全政治化、而且当作了工具使用。谁读了德文本的马恩全集,谁就能把这些荒谬矫正过来。”

  “你⽗亲说的是內行话。”

  就这样东扯西拉,不觉已近中午。唐良友看了看表,我忽然想起⺟亲临行前的叮嘱,便对聂绀弩说:“我和小唐告辞了。”

  他从上起来,握着我的手说:“问候你⺟亲,下次和她一道来。”

  出了聂家,发现唐良友一声不吭,脸上云密布。我恍然大悟:刚才两个小时的谈话,聂绀弩居然没和他说上一句话,哪怕是扯上一句闲话。

  半年后在成都,5月的一天,唐良友突发急胰腺炎,大叫一声断了气,死在我的怀里。死的那一刻,从眼角流出一颗‮大硕‬晶莹的眼泪,滴落到我的手臂。在他的追悼仪式和我的平反大会举行后,我从四川返回了‮京北‬。回京的第二天,周颖清早就来看我。踏进门,就哭着对我说:“小愚,你的命咋这样苦?”我似乎已经⿇木,怔怔地望着她,出神。周颖又道:“聂伯伯要我对你说:‘小唐前后只和你生活了几个月,却于牢门之外守候十载。他是个好男人,是你的好丈夫。’”绿⽔千里,青山万重。聂绀弩的称赞,不知⻩泉路上的匆匆行者可否听到?——我觉得生活也是一部法律,甚至是酷法。普通人除了服从以外,又能怎么样?

  1979年的年初,‮共中‬
‮央中‬决定给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平反。在正式发文以前,社会上就传言“57年的反右要一风吹”又风闻“要给右派补发工资。”一⽇上午,我和⺟亲正在看报,忽听履声跫跫的来了一阵,来者是戴浩。他兴冲冲说:“李大姐,你知道吗?共产要解决右派问题了,章伯老该是头名。”⺟亲一摆手,说:“都是社会上吹出来的风,‮央中‬统战部可没透一点消息。”我揷了话:“戴叔,你别忘了,发落右派的各种原则和招式,可都是邓大人一手制定和办的。”接着,戴浩给我们⺟女讲了一些关于‮共中‬
‮央中‬组织部长胡耀邦狠抓落实政策的事情,我却坚持认为他对现实的判断过于乐观。而⺟亲并不关心自己的右派问题,只是想着⽗亲冤屈。过了些⽇子,戴浩又跑来,満头大汗、气吁吁地说:“电梯坏了,我是爬楼梯上来的。李大姐,小愚,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说着,从上⾐口袋里掏出几张纸。纸又薄又皱,用原珠笔复写的。原来这是一份中发关于右派分子平反的文件。

  “老戴,你从哪里搞来的?”⺟亲问。

  “李大姐,文件的来路就别管了,总之很可靠。从文件精神来看,右派真的要一风吹了。”

  ⺟亲说:“这还仅仅是文件,不知落实起来会是个什么样子?”

  戴浩把复写的文件小心翼翼地重新装⼊口袋,对⺟亲说:“我要去告诉老聂。”

  “你在这儿吃了午饭,再去不迟。”

  “不,我马上就去。”

  ⺟亲说:“那我们就等你来吃晚饭。”他答应了。

  几小时后,戴浩回到我家,那最初的‮奋兴‬之⾊,一扫而空。

  ⺟亲问:“你怎么啦?”

  戴浩一头倒在沙发上,苦笑道:“我去报喜,反倒挨骂。”

  “是老聂骂你了吧?”⺟亲给他递上茶与烟。

  浓茶下肚,嘴吐出一个个烟圈儿,戴浩恢复了精神。他告诉我们:“周颖先看的文件,一边读,一边说:“有了这个文件,事情就好办了,咱们的问题都能解决。’周颖要老聂也看看,老聂不看。他还带着冷笑讥刺我和周颖:‘见到几张纸,就欣喜若狂;等平反的时候,你们该要感涕零了吧!’李大姐,你瞧他的话,有多刻毒。”⺟亲认为,聂绀弩的话不是针对戴浩的。我想,聂绀弩的満不在乎,是另一种凄然。

  这一年的10月,在‮京北‬举行‮国中‬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十分紧张。几乎所有的作家艺术家,都要求参加。老的,要借此恢复名誉,新的,要正式登台亮相。总之,能成为一名代表简直就是粉碎“四人帮”后,重新进⼊文坛艺苑的⾝份确认及社会认可。许多人为此四处奔走,八方联络,各显神通。那时负责大会组织工作的林默涵家里的电话,铃声不断。

  对此,聂绀弩表现得十分冷淡。周颖对⺟亲说:“老聂说了,这种会参不参加两可。倒是别人比他自己还要关心这件事。”文代会开幕前夕,⺟亲接到周颖电话,说:“我们老聂正式接到开会的通知了。”不久,又来电话。⺟亲把话筒递给我,说:“周颖找你,说有点事要办。”我能办什么事?那边周颖传来的声音:

  “小愚呀,再过几天就开文代会了,我家现在的来客人就不少了。你的聂伯伯也要去参加。我把从前的⾐服翻出来,看了看,衬衫子他都能穿。只有那件华达呢风⾐,大概时间搁久了,被虫子咬了几个洞。你不是在监狱里学过织补吗?你自己织补的呢子大⾐多好呀。所以,我想现在就把风⾐送过来,你用一、两天的时间给织补好,再烫平整,好吗?算你替我给聂伯伯做件事。”我说:“周姨,非要我织补当然也可以。但我总觉得,这次聂伯伯参加文代会,你该给他买件新的才对。”“那好吧,我去买新的。”电话被挂断,从语调上看,周颖显然不満意我的态度。可⺟亲称赞我:“拒绝得好。就是不开会,她也该给老聂买件新大⾐。”⺟亲为周颖的抠门,还真的生了点儿气。

  文代会结束以后,周颖来我家聊天。她说:“聂伯伯要我谢谢小愚。”“谢什么?我又没能给他织补大⾐。”

  周颖转脸儿对⺟亲说:“老聂夸小愚知道疼人,还说比我強呢。”我被这样的一句简单夸奖,竟乐得合不上嘴。⺟亲问;“老聂认为文代会开得怎么样?”“咳,他庒儿就没去会场,所有的工夫都拿来会友,聊天。他的房间从早到晚客人川流不息,连门都关不上。来的人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反正都是别人来看他。他自己不出门,一个都不去拜访。这次大会最出风头的是萧军,人也活跃,会上发言说自己是‘出土文物’。有人劝老聂讲几句。他不⼲,私底下说:‘别看都是文人,可文坛自来就是一个小朝廷,不歇风雨。’又说,‘如果这个文代会能计算出自建国以来,我们的领袖为歌颂领袖,我们的为歌颂,花了多少钱?再计算一下从批判《武训传》以来,‮国中‬知识分子因为思想言论丢了多少条命?该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人在黑暗中才能看清现实,聂绀弩看清了现实。看看那张沧桑的脸,便知道他是把一切都看清了,也记下了。我能想象出聂绀弩说这话的神情——笑眯眯的,带着一点调侃。这讥讽的神情和轻描淡写式的语气,使我透过文学帷幕感受到他对现实的基本态度——一个服从社会背后掩盖着的不服从。正是这样一个“不服从”的灵魂,让聂绀弩在一个要求“向前看”的场合发出“向后看”的呼吁,在和谐的乐章里弹奏出非和谐音符来。

  1980年,聂绀弩病了,病得不轻,住进了医院。⺟亲约了朱静芳、陈凤兮一起去探视。周颖告诉⺟亲:老聂住在邮电医院。⺟亲去了,还买了许多补品。聂绀弩见到这几个大姐,非常⾼兴。趁着周颖到外面买晚报的工夫,他用一种自嘲的口吻对⺟亲说:“李大姐,你知道嘛,我住这个医院是沾了老婆的光。我现在不仅是沾了老婆的光,而且还沾了朱学范的光呢。”⺟亲知道周颖和朱学范在总工会、邮电部、民⾰‮央中‬是几十年的同事、朋友和上下级关系。故劝慰道:“老聂,你说这话,我可要批评你两句了。人家周大姐通过朱学范,让你住上最好的病房,给你找到最好的大夫,又怎么不对啦!”陈凤兮和朱静芳也附和着⺟亲观点。聂绀弩沉默了。

  八十年代以后,国家的形势越来越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既是官方提出的口号,也是每个人渴望的目标。“十亿‮民人‬九亿商,还有一亿等开张”个个都想做陶朱公,富甲天下。邓丽君,喇叭,速溶咖啡,万元户等新事物,如洪⽔突发,滚滚而至。在意识形态领域,人们觉得比从前宽松了许多,描写,意识流,朦胧诗,像时装展览一样,不断地花样翻新。也就是从八十年代起,周颖不再常来我家,她在民⾰‮央中‬担任了组织部副部长。⺟亲也很少去新源里,她对我说:“老聂安心写作,和周颖一起过上好⽇子,我们也就不必去打搅了。”

  但从朋友那里一次次传来的消息,似乎并非是“过上好⽇子”他们说,老聂的脾气越来越怪,常对周颖发火。又说,老聂的心情不好,一天说不了几句话,整天价躺在上。再又说,老聂气⾊也坏,不爱吃东西,光菗烟。别人送的⾼级食品和⾼级器皿,都胡堆在地上或旮旯。⺟亲越听越不放心了,她请朱静芳、陈凤兮去看看老聂,再好好聊聊。患难时期都熬过来了,现在团圆⽇子反倒过不好了,究竟是什么原因。

  第二天,朱静芳和陈凤兮去了。当⽇下午,朱静芳就来到我家,向⺟亲“汇报”说:“去得很巧,周颖、不在家。我和陈大姐对老聂说:‘李大姐听说你心情和⾝体都不够好,特地要我们来看看你。’老聂见到我俩很⾼兴,还责怪说,‘我回来了,你们却都不来了?’”

  ⺟亲说:“老朱,造成他心情郁闷的原因是什么,你们问了吗?”

  “问了。”

  “他说了吗?”

  “说了。”吐了这两个字,慡快的朱静芳竟停顿下来。

  “怎么啦?老朱。”⺟亲很奇怪。

  朱静芳神⾊凄,语气低沉地说:“聂绀弩对我和陈大姐讲:‘你知道我现在头上的帽子,有几顶?’‘几顶?’老聂拍着脑袋说:‘有三顶。’我俩奇怪:‘怎么会是三顶?‘当然是三顶啦!’我扳着手指给他算——右派帽子一顶,反⾰命分子的帽子一顶。还有一顶呢?我问老聂。‘这最后一顶,还用我说穿?’

  老聂讲到这里,脸⾊铁青。”⺟亲惊骇不已。她向朱静芳伸出张开的手掌,仿佛要阻止这个消息的到来。

  朱静芳庒底了嗓门,继续道:“老聂又讲:‘她要是美人,闭月羞花,也行。英雄爱美人嘛!她要是少女,青舂二八,也行,舂心难抑嘛!可她什么都不是,是又老又丑。年轻的时候,就有过这种事。一次她彻夜不归,我知道人在哪里。早晨六点,我去了那位诗人的家。推开门一看,俩人睡在了一头。我没叫醒他们,轻轻地把门带上,走了,让他俩睡吧。那时是因为年轻,可现在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坐了大牢,判了无期?老朱,你这个当法官的,能解释给我听吗?’老聂越讲越愤,他又对我们说:‘现在她和我只剩下一种关系了。’我和陈大姐听不大懂,便问:‘这剩下的一种关系是指什么?’老聂瞪大眼睛,说:‘金钱关系呀!还能是别的?我再告诉你们——我死以前,会把自己所有的稿费、存款都费。一分不留。’”

  ⺟亲脸⾊惨戚,动得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待情绪平静后,⺟亲对朱静芳说:“解放前他们的婚姻就出现过裂痕,绀弩想离婚。周颖把事情告到邓颖超那里,绀弩受了周恩来的批评。这件事后来一直影响着周公对绀弩的看法。没想到哇!他们夫头发⽩了,却又起波澜。”最后,朱静芳告诉⺟亲:“老聂反复念叨的一句话是——‘我知道女儿为什么‮杀自‬了,我也知道那个遗嘱的含义了。’”

  在经过了人生的艰难与惨厉,在体味了反人的诬陷和背弃之后,聂绀弩带着內心深处的荒凉,带着任何人都无法解救的寂寞,带着最隐秘的生活体验,终⽇写作、菗烟,埋头读书、沉思。他以文学为精神方向,以写作为生存方式继续活下去,有如一叶孤帆远离喧嚣的港湾,驶向苍茫大海。聂绀弩的晚年生活,简朴,简单,简洁,以至简陋。与合得来的朋友聊天、对弈,唱和,便是他的乐趣。人虽无大恙,却精神疲瘁,所以,写和读大半在头。后来,他连提笔的精神也没有了,便找了个人口述。还对记录者说:“稿费归你。”

  我曾问:“聂伯伯,你现在喜爱什么?”

  “我爱金圣叹。”

  “除此以外呢?”

  “除此以外,我谁都不爱。”说这话的时候,他眼神坚定,口气决绝。

  晚年的聂绀弩在谈论《金瓶梅》的时候,反复強调:从历史上看,灵⾁一致的夫妇是极为稀有的。“即使对家庭夫间灵⾁一致的关系,有人觉醒了,却少实现”“家庭底事有烦忧?天壤何因少自由?不做夫便生死,翻教骨⾁判恩仇!”这是聂绀弩为“宝⽟与黛⽟”题诗中的前四句。诗是对《红楼梦》风物情思的咏叹,但一番人生经历后诗人內心之沉痛却也尽蕴笔底。——我想,夫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了,因为爱是一种极其复杂的东西,有时爱里面就蔵着恨。我认识到这一点,方觉自己比较理解了聂绀弩后期创作背景以及他的孤愤、冷刻。

  一天,我去吴祖光家闲坐,聊起了聂绀弩夫妇。

  吴祖光说:“周颖和聂绀弩是模范夫。”

  我说:“据我所知,情况好像不是这样。”

  吴祖光表情严肃、语气直截地说:“诒和,他们就是模范夫。”

  我回家翻开聂绀弩的诗集,细读。他患难时期写的许多赠周婆(颖)的诗,诗好,感情深。我很茫,心想:大概夫之间可以是时爱时恨,且爱且恨的。从此,我不再向任何人议论或提及聂绀弩的家庭生活。

  舂发,夏繁,秋肃,冬凋,人生也如四季。出狱后的聂绀弩其生命年轮和心理历程都到了秋冬时分。但他的文学之树却无⻩叶飘零,声誉也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蒙冤半生而未登青云之志,但逆境却使聂绀弩光华四,诗作不断,文章不绝,他的诗集、文集陆续出版。从刚开始的油印本到后来的香港本,聂绀弩都要送给⺟亲和我。如《南山草》、《三草》、《‮国中‬古典小说论集》等等。每本书的扉页上写着:“赠健生大姐,绀弩。”、“赠诒和侄女,绀弩”每本赠书,都是托请他的好友陈凤兮送来。

  (19)3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陈凤兮是《‮京北‬⽇报》的老编辑,汕头人,华侨出⾝,秀丽而优雅,曾做过何香凝的秘书。她的丈夫金満城,法国留学生,曾与陈毅“桃园三结义”解放后在‮民人‬文学出版社任编译,和聂绀弩是同事加好友,(19)57年又一同划为右派。金満城去世后,陈凤兮60岁学筝,70岁练书法,80岁习绘画。如此超凡脫俗、雅趣无穷的人生态度,令聂绀弩欣羡不已,故他们往来密切。聂绀弩每有新作,必请陈凤兮过目。诗作的集结,也渗透着陈凤兮心⾎。难怪⺟亲叹道:“看着老聂和陈大姐的往来,就像在看一首诗。”

  陈凤兮是聂绀弩的密友。她去聂家一般是在近午时分,聊上一阵,便会从草篮子里取出自制的沙拉,红菜汤,烤虾或烤猪排,⻩油,果酱,切片面包,半瓶“‮国中‬红”…让老朋友和自己美美地同享一顿西餐。

  在汤菜的香味和热气里,満面笑容的聂绀弩谈兴甚浓。谈笑间,胃口很差的聂绀弩不知不觉地会把东西吃光。在陈凤兮收拾好餐具、擦净饭桌之后,聂绀弩一定和她对奕,下围棋。时间富裕的话,走两盘;时间不多,就下一盘。

  (19)82年初,《散宜生诗》由‮民人‬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聂绀弩立即托陈凤兮送来诗集。⺟亲奇怪地问:“老聂怎么送我三本?”陈凤兮笑道:“老聂把书递给我的时候,周颖也问:‘你怎么拿三本出来?”人家老聂说了:‘送李大姐一本,小愚同我是难友,要送小愚一本。我出狱这么长的时间里,小柴(我的姐夫)每次陪李大姐来,都要带上一条肥鱼做给我吃。我吃了他那么多的鱼,就不该送小柴小宁(我的姐姐)一本吗?’”我不懂什么叫散宜生?问陈风兮。陈凤兮说:“我也不太懂。可老聂说了,就是要人家看不大懂。散宜生本是西周一个大臣的名字,绀弩借用它,是取‘散’和‘宜’两个字,表明自己的一生的散放状态。”

  我觉得聂绀弩是个淡泊名利的人,但不属于张伯驹那种文人墨客的散淡从容。他的精神和情感始终关注着国家、社会。就是押在大牢,也从未放这种弃关注。聂绀弩去世之前,给《‮民人‬⽇报》写的一篇杂文是对“盲流”现象的议论:担心农民进城后土地被荒芜,忧虑进城后的农民没有房子住。既忧患于生存,更忧患于灵魂——他的诗作所具有的‮实真‬而深刻的品质,源于此。他的愤悱及怨谤,也源于此。《散宜生诗》很快轰动了文坛,文学界‮奋兴‬,批评家颂扬。颂扬之语传到聂绀弩耳朵里,他笑笑罢了。

  一天,某知名度颇⾼的作家读了诗集后,登门拜访。寒暄了几句,便谈起了“散宜生”遂问:“老聂,拜读大作,佩服之至。不过我还想问问,你是怎么找到乔木,请他作序的?”霎时间急雨骤至,黑云飞扬。

  忿极的聂绀弩倚案而立,怒气冲口而出,厉声切齿道:“妈的个B,我的书本来是好好的,就叫那篇序搞坏了!”主人盛怒,令难堪的来客默然而退。聂绀弩愈到晚近,其刚烈之气愈为显扬,他对腐朽、污秽、庸俗的事物,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与愤怒。说句公道话,懂诗也写诗的胡乔木是打心眼儿里欣赏聂绀弩的。

  “作者以热⾎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史诗上独一无二的。”

  我截取的《散宜生诗·序》里的这段话,⾜以说明问题。今天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大概没有谁能写出这样的诗序了。

  戴浩平反以后,分了房子结了婚,结束了流浪汉生活,人事关系调到了‮国中‬电影家协会。故而,他到我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亲虽然惦念,但心里是⾼兴的。1983年的冬天,一个大清早儿,戴浩突然不请自来。

  几句寒暄之后,⺟亲问:“你今天大老远地跑来,该是有什么事吧?”戴浩笑笑,老脸上竟泛出羞涩,却不开口。

  “你婚也结了,和苏曼意(即戴浩新婚子)过得还好吧?”

  “还好,只是从前流浪惯了,现在被看管起来,还真不习惯哪!”

  “那你还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李大姐,有件事在‮理办‬之前,我必须求得你的谅解。”戴浩说这话的时候,神情有些局促。

  “什么事?”⺟亲不由得也跟着紧张起来。

  “⼊。”

  “共产?”

  “我的李大姐,当然是⼊共产啦。如果是加⼊周颖的国民(指“民⾰”)或者是你的那个农工,我还需要求得什么谅解呢?”

  ⺟亲満脸惊诧。

  我忍不住大笑,说:“戴叔,你把头发向左分了二十三载(反右前戴浩头发是向右分,自划右第二⽇始,头发向左分)才让人家识得忠心在。”本是一句玩笑话,不想惹得他脸红到脖梗儿。

  ⺟亲不再说什么了,一个劲儿地转悠,不停地递烟送⽔。

  我又接着说:“戴叔,你知道现在的群众私下里,对⼊的人说些什么吗?”

  “说什么?”

  “某人⼊了,咱们群众队伍又纯洁多了。”

  戴浩从沙发上站起来,让⺟亲和我坐下后,郑重其事地说:“不是我主动要⼊的,夏衍跟我谈了好几次,他有个心思——希望二流堂的人都能解决组织问题。”

  “也包括吴祖光?”我问。

  “也包括。”戴浩点点头。

  “不可思议——”我还想再往下说,⺟亲用眼神制止了我。

  戴浩吃了不少茶点后,说:“李大姐,我吃点心,把它当作午饭了。因为这事我还要告诉老聂。”他去了。

  ⺟亲揣测:聂绀弩不会说出什么“好听”的。

  果然。聂绀弩在弄清了戴浩的来意后,动异常,⾼声说:“这个你想进去,我正想出来呢!当年,我要是知道共产是今天这个样子,我决不会参加的,它简直比国民还糟糕。五十年来,共产一直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其实最需要改造的恰恰就是共产自己。因为所有的错事、坏事、肮脏事,都是它以⾰命的名义和‘正确’的姿态做出来的,可怜‮国中‬的小老百姓!我不是悲观,而是失望。时至今⽇,我还没有看到共产內部出现能够承担改造自⾝的力量。现在提出的任务是现代化,其实,外面是现代的,里面是封建的,专制体制没有变化。上层是现代的,下层是古代的,老百姓还是锄头老牛。这些,如果不加以彻底改变,这个共产只能推倒重来。也许还不用别人推倒。一专权,官僚体制,山头宗派,思想钳制,享乐‮败腐‬,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裙带关系,虚报浮夸等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搞来搞去,自己就倒了;闹来闹去,闹到亡国为止。”戴浩一再向他解释,说自己心里全明⽩。聂绀弩却说:“在我们这个国度,政治即使不是唯一的存在,也是最大的现实了。浩子,你可真是个现实主义者呀。”戴浩曾对我说:个是老聂的文风、诗骨,也是的他力量。但是我觉得,聂绀弩的火气不单属于个问题。他能恪守良知,清醒地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社会文化批判的坚韧和敏锐,使思想摆脫外力的作,回到了自⾝的轨道,并开始了自由的昑唱,这正体现出聂绀弩的见解有着穿越时间和征服人心的力量。而那些眼下看来极具现实意义的人和事,将很快消失在没有意义的背景里。

  自聂绀弩出狱后,每逢他的生⽇(夏历除夕),⺟亲和陈凤兮、朱静芳都要去做寿,来客带去许多吃的。大家⾼⾼兴兴,边吃边聊,一呆就是大半⽇。这一天的聂绀弩也梳理得清清慡慡,穿得⼲⼲净净,脸上洋溢着浅浅的笑容。如果我的姐夫没来的话,他就要宣布:“今天你们吃不到好鱼啦!”随后,赶紧补充一句:“但我有好酒,请老大姐喝。”除了这几位老大姐,钟敬文夫妇、陈迩冬夫妇和戴浩也是必来的。没几年,⺟亲便渐渐感觉到周颖不大愿意老大姐们去看望聂绀弩和祝寿了。

  一次,南方朋友带来上等的活螃蟹,⺟亲连忙给周颖打电话,‮奋兴‬地说:“我明天去你家,给绀弩送去最好、最肥的活螃蟹。”那边传来的话是:“我们老聂不爱吃。”连句道谢的客气话也没有。⺟亲被“噎”得半晌说不出话,坐在沙发上直发愣。她当即决定第二天请陈凤兮、朱静芳来家聚会,一起吃螃蟹。住在三里屯的陈凤兮,早早地来了。两人坐定,⺟亲便把昨天电话遭“噎“的事告诉了她,并说:“我怎么觉得周颖的思想意识不大健康呢?好像很不愿意我们同绀弩往来。”陈凤兮一把抓住⺟亲的手,说:“李大姐,一篓螃蟹让你察觉到了周颖的变化,我可是早领教了。我去看绀弩,她脸⾊就不好;老聂叫我去,她气⾊也不好,真是奇怪得不可理喻。所以,我现在也是尽量少去。老聂找我下棋,我顺便做些汤、菜带去。看他吃得那么香,心里真难过。”这一年,临近聂绀弩生⽇。周颖打来电话说:“李大姐,最近我们老聂的⾝体不大好,生⽇就不过了,你们也就不必来了。”

  后来,陈凤兮约了另外几个老大姐,准备一起去看看聂绀弩,也被周颖借故推掉。一向温良忍让的⺟亲,愤愤地说:“受苦的⽇子过去了,我们也没有什么使用价值了。周颖大概觉得我们配不上与大作家往来了。”

  ⺟亲是个有决断的人。她不再去聂家。后来,⺟亲索与周颖也断了联系。过了一段时间,周颖突然打来电话,说:“我们老聂很想念李大姐。”⺟亲把电话给了我,说:“问周颖有什么事,告诉你就行了。”

  没过多久,周颖亲自登门,双手握拳做作揖状。说:“李大姐,我是特地向你道歉来了。老聂对我大发脾气,质问我,那几个大姐怎么都不来了?是你搞的鬼,不让她们来的吧?你不要这些朋友,我要这些朋友。你马上给我到永安里去向李大姐道歉。说我对不住她。再拿些钱出来,请李大姐、凤兮、老朱和小愚吃饭,算我请的。要找最好的西餐馆。”发怒的聂绀弩着实吓坏了周颖,便直奔我家。⺟亲答应她,去吃西餐。

  一周后,我们聚会在西单民族饭店的西餐厅。周颖站在大门口,亲自接客人。点菜的时候,气质⾼贵的陈凤兮接过菜单,专找好的挑。她偷偷地对⺟亲说:“菜点得再贵,钱也化不完。要化少了,周颖回去一说,肯定还要挨骂。”席前佳肴飘香,座客笑语哗然。愉快的老大姐们个个‮奋兴‬,每个人都喝了酒。那是‮京北‬的十月,树上还没有一片落叶,些微的⻩⾊点缀在夏季的老绿之中,它预示着秋⽇的来临。光和煦,凉云掠地,这是京城一年中最好的⽇子。⺟亲的脸红红的,和陈凤兮手挽手出了大堂。她俩让周颖带话给聂绀弩,说:“我们吃得很舒服,很満意。”

  1982年夏历除夕,是聂绀弩虚岁八十,俗话说:做(寿)九不做十。我和⺟亲由于先要到崇文门新侨饭店拿上预先订制好的大蛋糕,所以赶到聂家的时候,已有不少客人到了。⺟亲走到聂绀弩的房间,发现有个生面孔坐在那里。⺟亲朝“生面孔”点个头,便对聂绀弩说:“我和小愚祝你生⽇快乐。”说罢,转⾝来到周颖的房间,坐下。房间的一角已经堆着许多蛋糕。

  我悄声问⺟亲:“那个人是谁?”

  ⺟亲⽩了我一眼,没好气儿的说:“舒芜。”

  舒芜就是他!天哪,从五十年代初我的⽗亲赡养他的亲舅以来的数十载,这个名字我可是听二老念叨了千百遍。只怪自己刚才没瞧清楚,我真想再进去看看。

  随即聂绀弩跟了进来,对⺟亲说:“李大姐,你先在这里休息,我等一下就过来。”

  谁知不到一刻钟的工夫,陈迩冬夫妇、钟敬文夫妇就挪了过来,再加上个老顽童戴浩,我们这间小屋挤得热气腾腾。后来,舒芜走了。我呼着跑到了聂绀弩的房间,大叫:“给聂伯伯拜寿啦!”

  ⺟亲拉着周颖的手,让她挨着聂绀弩坐好。对我说:“给老寿星拜寿,也要给老寿婆拜寿呀!”

  聚会持续到下午三点来钟,大家陆续散去。⺟亲和我是最后离去的客人。

  1983年夏历除夕,是聂绀弩的八十岁生⽇,正⽇子。周颖事先说了:去年大家作过了八十寿,今年不做了。

  生⽇的清晨,聂绀弩早饭吃罢,没有象以往那样朝上一躺。他对周颖说:“你把写字台给我收拾出来。”

  又让她找出宣纸。

  “你要写什么?”周颖问。

  “写诗。”

  “送给谁?”

  “虚度八十,来⽇无多。我今天要给三个大姐各抄一首诗留做纪念。”

  子曰学而时习之,至今七十几年时。

  南洋群岛波翻笔,北大荒原雪庒诗。

  犹是太公垂钓⽇,早非亚子献章时。

  平生自省无他短,短在庸凡老姐知。

  这首诗原是题为《八十》三首中的头篇,聂绀弩将原作中的尾句“短在庸凡老始知”改为“短在庸凡老姐知”即为赠诗。手迹装在牛⽪纸大信封里,由陈凤兮送来的,她对⺟亲说:“我和老朱也有同样的一篇。”

  诗写得既凝重又清淡,就像他的一生,凝重如此,清淡如此。⺟亲看了又看,读了又读,对我说:“去配个镜框来,我要挂在自己的房间。”直到⺟亲永远合上双眼,《八十·赠李大姐》仍⾼悬于壁。

  此后的两、三年时间里,周颖也多次打来电话,不过均与聂绀弩无关,是请⺟亲疏通医院关系给她的朋友看病。⺟亲说:“周大姐,对不住,现在的医院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了。”在此期间,周颖把家搬到了劲松一区111号楼。1986年聂绀弩病逝,⺟亲是从《光明⽇报》上得知这个消息的。她在等,等周颖寄来讣告和参加追悼会的通知。一天我在‮国中‬艺术研究院上班,时近中午看见了刚进门的老院长张庚先生。司机告诉我,他刚参加完追悼会,情绪不好。

  我心內一惊,问:“谁的追悼会?”

  答:“一个叫聂绀弩的人。”

  回家后,吃罢午饭。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亲,⺟亲的眼圈立刻红了。

  第二天下午,沉默一⽇的⺟亲像是自语,又像在对我说:“绀弩去了,我和周颖的关系到此结束。”但⺟亲对聂绀弩的死,仍难释怀。她问陈凤兮。陈凤兮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再问朱静芳。朱静芳说:老聂死的时候,有如平时靠卧在头看书、口述。所以,遗体弯得像一张弓,怎么也弄不平了。

  斯人寂寞,悠然去矣。

  后来,在陈凤兮家里的写字台上,我看到聂绀弩的家乡京山县编辑出版的一本《聂绀弩还活着》的纪念集,书很厚实,约有三十多万字。又听说,京山县府将一所中学命名为“绀弩中学”将一条新修的马路命名为“绀弩大道”再又听说,当地一家轻工机械公司买断了马路冠名权“绀弩大道”改叫“轻机大道”了。

  以后,⺟亲听民⾰的朋友说,周颖又搬家了,搬到民⾰‮央中‬新建的宿舍楼,四室一厅。房子好,面积大,地段也好,就在东⻩城大街民⾰‮央中‬办公大楼的旁边。⺟亲叹道:“绀弩没住上这好房子。”我说:“聂伯伯未必肯搬去住。”⺟亲吃惊地望着我。

  在经历许多死亡和背弃后,无⽗无⺟、无夫无后的我觉得自己比聂绀弩活着的时候,更加靠近了他,准确地说,是靠近了他的灵魂。魂兮飞扬,魄兮栖止。他的魂魄飘泊何所?不是新源里,也非八宝山,他坐卧和呼昅在属于他自己、也属于我们大家的文学篇章里。聂绀弩一生积淀了二十世纪后五十年‮华中‬民族经历的所有⾎泪与艰辛,但历史毕竟提供了客观,时间最终显示出公正。

  2003年2月初稿于‮国美‬萨克拉门托市,6月修改于‮京北‬守愚斋

  【注释】

  ①:聂绀弩(1903——1986)作家。笔名耳耶。1903年1月28⽇(夏历除夕)生于湖‮京北‬山县城。县立⾼小毕业。1922年任国民讨伐北洋军阀之“东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部秘书处文书,同年到吉隆坡任运怀义学(小学)教员。1923年任缅甸仰光《觉民⽇报》、《缅甸晨报》编辑。1924年考⼊广州陆军军官学校(⻩埔军校)第二期,参加国共合作的第一次东征,任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官。东征胜利后,1927年回广州考⼊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年回国。1928年在南京任国民‮央中‬通讯社副主任。与周颖结为夫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参加反⽇运动,离职逃往‮海上‬。1932年在‮海上‬参加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编辑‮海上‬《‮华中‬⽇报》副刊《动向》,得识鲁迅。1934年加⼊‮国中‬共产。1938年任新四军文化委员会委员兼秘书、编辑军部刊物《抗敌》的文艺部分。1939年任浙江省委刊物《文化战士》主编。1940年任桂林《力报》副刊《新垦地》《野草》编辑。1945年、1946年任重庆《商务⽇报》、《新民报》副刊编辑,西南学院教授。建国后,历任‮南中‬区文教委员会委员,香港《文汇报》总主笔,‮国中‬作家协会理事兼古典文学研究部副部长,‮民人‬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国中‬文字改⾰委员会委员。1955年因“胡风事件”牵连受到留察看和撤职处分。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开除籍,送北大荒劳动。1960年回‮京北‬,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同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文化大⾰命中1967年1月25⽇以“现行反⾰命罪”关押,1974年由‮京北‬中级‮民人‬法院宣判为无期徒刑。1976年10月获释。1979年3月10⽇由‮京北‬⾼级‮民人‬法院撤消原判,宣告无罪。4月7⽇由‮京北‬
‮民人‬文学出版社改正错划右派,恢复级别、工资、名誉,恢复籍,当选为‮国中‬文联第四届委员,‮国中‬作家协会第一至第三届理事、第四届顾问。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3月26⽇在‮京北‬逝世。1935年——1986年共出版语言文字、古典小说论文、散文、小说、杂文和新旧体诗歌31种。著有《绀弩小说集》、《绀弩散文》、《聂绀弩文集》、《散宜生诗》、《‮国中‬古典文学论集》。

  ②:此句摘自《“聊斋志异“的思想举隅》一文。聂绀弩《蛇与塔》第143页,1986年三联书店出版。

  ③:周颖(1909——1991)直隶(今河北)南宮人。1933年毕业于⽇本早稻田大学,同年回国,参加反帝大同盟。曾创办‮海上‬
‮国中‬艺术供应社,任主任。1934年参加‮国中‬国民‮主民‬同志会(后称三‮主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后任重庆慈幼院保育主任、‮国中‬劳动协会重庆工人福利社主任、香港九龙妇女联谊会主席。曾参与‮国中‬国民⾰命委员会的筹建工作。1948年到解放区,任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1949年出席‮国中‬
‮民人‬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后任邮电部劳动工资处处长,全国总工会执委,候补常委,民⾰‮央中‬常委、组织部副部长、‮央中‬监委会副主席。是第二、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④:小李,李世強,1948年生,‮京北‬人。1968年6月前在铁道部长辛店铁路学校学习。1968年-1975年3月被关押,后无罪释放。曾在‮京北‬木材厂工作。现经营三味书屋。

  ⑤:包于轨,1903年2月21⽇生于‮京北‬,名括。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毕业。解放前曾在天津造币厂任职,天津志达中学任教。在⽇伪安徽省府民政厅、天津市社会局任秘书。曾任国民热河省民政厅、唐山市‮府政‬秘书,鞍山钢铁公司副管理师。解放后曾任‮京北‬市政协秘书,后调任‮京北‬市第六建筑公司工作。1957年申请离职。曾被‮央中‬工艺美术学院聘教书法。1971年7月26⽇病逝于山西稷山县看守所。

  ⑥:戴浩(1914——1986)湖北武汉人。早年⼊暨南大学,1936年参加进步电影工作,1939年到陕北公学学习。1941年在香港与友人组织“旅港剧人协会”开展抗⽇宣传。参加演出《马门教授》、《雾重庆》、《‮京北‬人》。1945年受组织委派去东北接收“満映”1948年受北平地下城工部委派在北平执行任务。建国后任华北影片公司经理,‮国中‬电影器材公司副经理,‮国中‬电影发行总公司业务处处长,‮京北‬电影制片厂制片主任。1980年调任‮国中‬影协组织联络部主任,‮国中‬影协名誉理事。1984年加⼊‮国中‬共产

  ⑦:“幺女归才美”——我系⽗⺟的幼女,故“幺女”即指我,那时我尚关押在四川监狱。“闲官罢更清”——1958年⺟亲被免去‮京北‬市卫生局副局长、‮京北‬市红十字会会长等职务。

  ⑧:见陈凤兮《泪倩封神三眼流——哭绀弩》一文。七律诗题为《惊闻海燕之变后又赠》:“愿君越老越年轻,路越崎岖越坦平。膝下全虚空⺟爱,心中不痛岂人情。方今世面多风雨,何止一家损罐瓶。稀古妪翁相慰乐,非鳏未寡且偕行。”

  【附录】

  舒芜先生致《二闲堂》的说明:

  二闲堂编辑先生:

  贵刊所载章诒和女士的《斯人寂寞》中说——

  1982年夏历除夕,是聂绀弩虚岁八十,俗话说:做(寿)九不做十。我和⺟亲由于先要到崇文门新侨饭店拿上预先订制好的大蛋糕,所以赶到聂家的时候,已有不少客人到了。⺟亲走到聂绀弩的房间,发现有个生面孔坐在那里。⺟亲朝“生面孔”点个头,便对聂绀弩说:“我和小愚祝你生⽇快乐。”说罢,转⾝来到周颖的房间,坐下。房间的一角已经堆着许多蛋糕。

  我悄声问⺟亲:“那个人是谁?”

  ⺟亲⽩了我一眼,没好气儿的说:“舒芜。”

  舒芜就是他!天哪,从五十年代初我的⽗亲赡养他的亲舅以来的数十载,这个名字我可是听二老念叨了千百遍。只怪自己刚才没瞧清楚,我真想再进去看看。

  随即聂绀弩跟了进来,对⺟亲说:“李大姐,你先在这里休息,我等一下就过来。”

  谁知不到一刻钟的工夫,陈迩冬夫妇、钟敬文夫妇就挪了过来,再加上个老顽童戴浩,我们这间小屋挤得热气腾腾。后来,舒芜走了。我呼着跑到了聂绀弩的房间,大叫:“给聂伯伯拜寿啦!”

  这与事实不一样。事实是,那天我并没有去聂绀弩先生家拜寿。因为事先聂绀弩先生就有信阻止我去。聂绀弩先生是为了他的《散宜生诗》应否加注的问题,要听听我的意见,希望能当面畅谈,故于1983年2月6⽇给我信云:

  请兄舂节前后光降一下,作一畅谈。但不可于旧历除夕,因恐是⽇有起哄而来者,人多口杂,反不易谈清什么问题也。绍良兄能不来亦佳,去年(前年?)他空跑一趟,颇觉无趣,至今犹歉,但亦只好由兄通知他。

  信末又有周颖大姐附笔云:

  老聂的心意,是要您和绍良同志约着一起来,老聂和您们二人好说话。除夕那天来的人多,他不好和您俩说话。告诉绍良同志,我们有好酒等着他。

  我接到他们这封信,当然就没有在1983年夏历除夕那天去聂家拜寿,并且以后历年夏历除夕都没有去过。

  事虽细微,仍然希望贵刊能更正一下。

  专此布达,顺颂

  编祺。

  二○○三年九月二⽇,舒芜上 UmuX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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