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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小说网 > 综合其它 > 陈水扁的真面目 作者:李敖 | 书号:43587 时间:2017/11/7 字数:82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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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人物要带头坐牢! (邓维桢) ——对许信良、陈⽔扁、⻩天福、李逸洋的一点评论 恐惧死亡、恐惧失去自由、恐惧丧失已经拥有的财富、声望和地位——这些是人类共同的恐惧;专制府政利用这些弱点,或者直接采取⾚裸的暴力,或者间接引用文明的法律,少数寡头才可能有效统治广大的民人。虽然如此,极权统治者仍然感到困扰不安,为什么呢?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类都有上述的恐惧,只要有少数的人类不怕失去自由、不怕失去生命,独裁者便不可能有一天的安宁。这些具有大无畏精神的人类,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古今中外都可以见到他们的榜样。 甘地是稍微远一点的例子。为了印度的立独运动,甘地⽇⽇生活在死神的影下,被捕坐牢,永远不丧失笑容(甘地很幸运没有哭哭啼啼的子)。南非的图图、波兰的瓦文萨、菲律宾的阿基诺、韩国的金大中,这些都是我们同时代的伟大人物。图图和瓦文萨分别是去年和前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虽然都有世界的声望,但是在他们的国土里,统治者正在丑化他们的名誉;在他们奋斗的过程中,剥夺他们自由和全安的威胁,没有一天间歇过。阿基诺是在清楚而明⽩的警告下,从容回到菲律宾,在马尼拉机场、光天化⽇之下,遭到马科斯的士兵杀。金大中,韩国的人权斗士,过去差一点在海上被韩国府政暗杀掉,坐过黑牢;现在,他在国美。他见到阿基诺被杀,起了菲律宾人反抗暴政的怒嘲,决心回到韩国,继续韩国未完成的人权运动。韩国府政提醒他,他的二十年徒刑还没有服完,但是金大中一点都不理会——他知道不管他回去被谋杀了或者继续坐牢,对韩国民人争自由、争人权的运动都将是有力的励。 被庒迫的民人,由于在他们的同胞中有这样⾼贵的榜样,正义感被唤醒了,勇气受到鼓舞,因此他们可以希望:只要奋斗不懈,有一天,桎梏会被拿掉,他们终将获救。 对照之下,湾台 民人同样在专制府政统治之下,但是没有一个外政治人物肯为他们的同胞牺牲自由;牺牲生命当然更谈不上。 ——⻩信介、姚嘉文等人为了⾼雄事件坐牢,有些人幸灾乐祸,认为从事政治活动,被抓去坐牢就是政治艺术低段,逍遥牢外才是⾼段。现在不少的外政治人物还抱着这样的看法。⻩天福认为,外的年轻人要取代他才鼓励他坐牢。这句话充分暴露了他从政的心态。 ——⻩信介、姚嘉文、林义雄等人,无疑的,是为了湾台 主民政治的前途坐牢。如果他们能认识到即使现场不发生暴力事件,现阶段在湾台从事群众运动的结果,不是杀头就是坐牢,那么他们的奋斗精神就更为可佩。他们坐牢,就法律上而言,当然是冤枉;但是从政治上看,他们一点都不冤枉。政治活动竞争的对手,永远不会认错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阿基诺在菲律宾遇害,金大中马上看到这是他回韩国的机会。但是,流亡在海外的湾台外政治人物,怎么没有一个有同样的认识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没有为一千八百万同胞的自由奉献的诚意——怕回来遭到不测,或者失去自由。金大中马上就要回到韩国,而韩国府政在国美的庒力下已经宣布不逮捕他。许信良应该能领悟:这是他回湾台的好时机,也是重振他政治声望的好时机。 ——最近外政治人物又有一次坐牢的好机会,可以叫国民出丑,很可惜又被短视和无知丧失了。国民很明显地想用蓬莱岛案警告外人士,不要在言论上肆无忌惮;于是在一审上判决陈⽔扁、⻩天福和李逸洋一年徒刑。国民知道这样的判决在法律上、在道德上都有问题;但是他们悍然为之,目的在收到恐吓的效果。但如今陈⽔扁等人呢?一个说律师资格难得,一个说老⽗重病在⾝,而另一个说不好一个人坐牢显示另外两个人没种,于是统统叫太太立独上诉①。坐牢或不坐牢的理由,他们一点点都没有把一千八百万民人考虑在內,而考虑的是自己、⽗亲和朋友,对政治人物而言,这岂不是太可笑了? 印度尚在进行立独运动的时候,有些人对奋斗的远景感到悲观。甘地说:“为什么我们还不能自由呢?主要的,我们吃的苦还不够。”湾台 民人什么时候可以获得自由呢?这有赖全体民人的觉醒和奋斗,而外政治人物现阶段要做的,就是做“吃苦”的表率。“吃苦”的极点就是牺牲自由和生命。当一个人丧失自由和生命是由一个政权卑鄙和残暴手段造成的时候,从已经发生过的许许多多事例中,可以知道将酿成大巨的政治风暴。没有一个政权噤得起一次接着一次的政治风暴。这样的风暴将使得这个政权和民人的关系,和国际间的关系,越来越孤立,最后不改变作风便难逃灭亡的命运。(二月五⽇)—— 注: ①李敖说,配偶可以立独上诉的立法原意是,一方在不自由的情况下,法律给予另一方保护配偶的权利。现在她们的丈夫都是自由的,她们提出上诉,完全是曲解法律。 二、邓维桢谈“蓬莱岛案” (陈锡福访问) “蓬莱岛”的案子轰动海內外。你听到陈⽔扁等人判刑一年并罚款二百万元,而陈⽔扁表示不上诉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 我最初的反应是羡慕,为什么陈⽔扁从政的路途是那么平坦而且幸运。二百万元可以从捐款中募⾜,而坐一年牢就可以取得外政治领袖的地位,失掉律师资格和市议员位置算得了什么。许多从政人士都渴望的机会,陈⽔扁无意中获得,真令人羡慕。简单地说,这是代价甚小而获利甚大的政治买卖,傻瓜才看不出来。我正在为陈⽔扁⾼兴的当儿,颜锦福打来一个电话,问我对这件事情应有的反应。我说,第一,当然不能上诉;第二,发起一人一元运动。为什么要一人一元呢?因为用这样的办法募⾜二百万元,至少可以叫二百万人知道国民的法院审判案子是多么的草率、荒谬和无法无天。 林正杰为什么劝陈⽔扁上诉,他的理由正确吗? 林正杰的口才很好,听起来很动听。其实从劝陈⽔扁上诉到他向法院自首,全是自卫的反应。因为他也有诽谤官司未了,陈⽔扁不上诉,而他上诉,他怕由此反衬出政治品格的⾼下。林正杰大可不必这么敏感,因为他的案子没有引起大众重视的条件。 谢长廷组织后援会支援陈⽔扁的做法,你有什么评论? 外的其他诽谤官司,国民都不至于站在全然不利的地位,只有“蓬莱岛案”从任何角度看,国民都一无是处。有这样好的机会,外怎可轻易放过?谢长廷组织后援会的目的应该着眼在扩大宣传国民法院胡审判的丑闻,而不是想办法叫陈⽔扁免于坐牢。 但是谢长廷的第一个支援行动却叫人怀疑他的动机——他发动八位市议员联名致函检察官,要求检察官主动提出上诉。善意的怀疑是,他不全然了解扩大“蓬莱岛案”外可能获得的政治利益,他不希望朋友坐牢。恶意的怀疑是,他担心这件事扩大之后,陈⽔扁的政治地位将迅速升⾼,不是他短时间內可以赶上。目前陈、谢在外的政治地位,普遍认为不相上下。 谢长廷的第二个支援行动是叫三位配偶提出上诉。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三位太太提出上诉不可能不被解释为是她们的三位先生所授意的。李敖批评这件事,他譬喻说,如果三位太太的行为是个人行为,那么国民杀了江南也是个人行为了,谁能相信? 三位太太如果有立独上诉的意思,谢长廷应该“晓以大义”李敖很遗憾地说,谢长廷等人却“晓以小义”支持这些太太们上诉。 太太上诉有那么严重吗? 我刚刚说过,太太上诉不可能不被认为是先生授意的。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陈⽔扁不上诉,国民如果一意孤行,不加补救,它要面临一场和江南谋杀案一样大的政治风暴。 就这件事,陈⽔扁可以一听到宣判就表示不服而上诉,但是不能在表示不上诉之后叫太太上诉。他应该想到这不是他个人的事情,这攸关整个外的名誉(陈⽔扁是外形象最好的一个人)。现在外尴尬而国民⾼兴,这是陈⽔扁等人考虑欠周的结果。 谢长廷也许想采取施忠的模式和国民玩法律游戏。 前几天,李敖当面对施忠说过,他的模式不适合陈⽔扁的情况。施忠的方式是战术的,战术上,可以和国民玩法律游戏;但是,陈⽔扁这件案子却是战略的,战略上,要和国民比赛道德。 现阶段外要和国民对抗,要打战略不要玩战术。一百次战术上的胜利也抵不过一次战略上的失败。许多外人士口中的政治艺术其实都是小战术,没有大用处的。 现在太太们已经上诉了,有没有办法加以补救? 这是一场原来可以大赢的政治游戏,由于太太们一上诉,陈⽔扁恐怕要成为大输家了。陈⽔扁失去同情之后,国民即使二番加判陈⽔扁的刑期,可以断言,不致引起重大的政治事件;捐款活动也将不致形成⾼xdx嘲。陈⽔扁要恢复众人的信任无疑的要加倍的努力。 能不能说清楚一点,陈⽔扁不上诉为什么能获得政治利益?国民为什么会由于不当的一审而受到伤害? 我先解释“政治利益”政治利益可以简单地解释为“支持你的人数的多寡”获得政治利益,就是说支持你的人增加了;受到伤害,就是说支持你的人减少了。 政治家(政客)的“政治利益”一般的情形是从服务选民中得来。平时的服务非常累,为一个人服务,顶多增加几张选票;为一个社区服务,增加几百张选票;获得大的政治利益,需要靠大规模的服务——大规模的服务,可用另一个词语代替,就是“有功于国家” 除了服务之外,选民也非常重视政治家(政客)的品格。丑闻常常毁灭政治家的前途,国美 民人把他们的总统尼克松赶下台是最有名的例子。选民为什么重视政治家(政客)的品格呢?因为大家认为不诚实的人不可能他有诚实的服务。 在湾台,除了国民之外,别人不可能对民人有大规模的服务,但是国民为什么得不到民人真诚而坚定的支持呢?主要的,国民的品格不好——它的统治没有获得民人的同意——因此它一直统治得很辛苦。“蓬莱岛案”刚好给民人新的证据,这个丑闻说明了国民的法治也是不可靠的。 陈⽔扁如果不上诉,而从容坐牢,牺牲律师招牌,牺牲市议员地位,很自然将起民人的正义感;英雄形象将使得陈⽔扁从此从地方的政治人物,一变而成为国际上知名人士,外政治领袖于焉诞生。 现在,陈⽔扁等人显然面临了政治生涯上的危机,我们应该怎样帮助他们? 今天我在《民众⽇报》读到陈⽔扁在国美发表的谈话。显然,陈⽔扁在国美也遭受到和在湾台同样的庒力——要求他坐牢而不是上诉。他说,在上诉的法庭上他将以沉默表示抗议。无论如何,我很⾼兴知道他已经明⽩他做错了事情。他还年轻,不到四十岁,希望他经过这件事情后更加成,而不是从此放弃政治生涯。我对他充満了信心。我希望大家仍然全力、热情地支持他,帮助他渡过这难关。(二月六⽇) 三、给国民再一次政治害迫的机会 (陈锡福) “蓬莱岛案”再度暴露了外的脆弱。 “美丽岛事件”外折将损兵,但是国民得对民人以及历史负责。这一次“蓬莱岛案”却是外要面对民人以及历史,虽然国民仍然是罪魁祸首。 三位被告陈⽔扁、⻩天福以及李逸洋的配偶提出立独上诉,事实上一点都不立独,不必在法律形式上自欺欺人。 为了抗议政治害迫而拒绝上诉,不管任何自由,都不应该自取其辱地给国民再一次机会,这是最起码的政治智慧! 更何况还有整体外公信力的问题! 外有人⾼叫支持三位被告去上诉,但是事实上,三位被告上诉后,整个外已像怈了气的⽪球。 有人退出支持三位被告的后援会,有人收回义助民事赔偿的捐款,更有人对外彻底的失望! 外的反应会这么烈,最主要的是因为一向最被看好是外明⽇之星、一向最具抗议精神的陈⽔扁竟然也软弱了。 要站在第一线和国民斗争,就真的要有背负十字架的能力,就要能摆脫自私、害怕坐牢,以及亲情纠的能力,否则就应该退出第一线! 外有人主张现在不要批判三位被告,以后再说;有人则表示不忍心批。 为什么要等到以后再说?不管将来官司结果如何,国民早已是大赢家,外出现一次政治大走调已是事实、已是结果,有被強烈指责的必要。 为什么不忍心批?政治人物做错事本来就是应该被批判,更何况有时候政治人物不容犯第二次错。 再不痛定思痛,外的前途在哪里?外还会有让民人以及国民尊敬及害怕的起码政治格调吗? (二月七⽇) 四、我对邓维桢、陈锡福文章的读后感 (李敖) “蓬莱岛案”判决后,当事人⻩天福、李逸洋、陈⽔扁都先后到我家,我站在道义与大义立场上维护,已经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事后演变,令我想起⻩遵宪的那首《湾台行》。我为王荣文“远流出版公司”编《国中名著精华全集》,第三十册中收有⻩遵宪的“人境庐诗草”特别选⼊《湾台行》这首诗,是有深意的。《湾台行》中写湾台人争取自由,总是虎头蛇尾,到头来弄得灰头土脸。《湾台行》最后一段是: 噫吁!悲乎哉!汝全台,昨何忠勇今何怯,万事反复随转睫。平时战守无豫备,曰忠曰义何所恃? 湾台人在转眼之间反复、转眼之间使你不可捉摸,的确是他们平时的问题、“预备”不⾜的问题。 的问题与“预备”不⾜的问题,在这次“蓬莱岛案”的表现中,已经暴露无遗。 “刑事诉讼法”第三四五条固然明定:“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或配偶,得为被告之利益立独上诉。”但在法理上,这种上诉,是当事人⾝陷不自由情况下(包括丧失行为能力等),才有余地。但陈⽔扁他们的人⾝都好好的,这样子的由配偶上诉,就说不通了。“刑事诉讼法”第三四六条明定:“原审之代理人或辩护人,得为被告之利益而上诉。但不得与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为什么“不得与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这一规定,只规定在律师之类的⾝上,而不规定在配偶之类的⾝上呢?因为律师之类不是亲人,难免为了其他原因上下其手,所以特为规定;但配偶之类是亲人,理应不会“与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所以不在话下,不特为规定。如今亲人却爆出冷门,公开“与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这不是荒唐吗? 一月二十八⽇“蓬莱岛三位被告家属立独上诉敬告各界声明”中说: 虽然,我们的丈夫在一审宣判之后,坚持拒绝上诉,宣布当初我们并不知情,事后我们也深知他们的做法自有其政治上的崇⾼意义,因此吾等內心之忧虑与不平,也就一直隐忍未发。但他们可曾体会到,这种牺牲,对我们三位与他们分忧分劳的女来说,痛苦是何等的深、代价是何等的大! 犹记得方素敏女士在林义雄先生被捕之后,写了一首题名《盼望》的诗,起头就说:“人家说你是好汉,我就哭了,我宁愿你,只是孩子的⽗亲!”诗的结尾还是说:“人家说你是好汉,我就哭了,我宁愿你,只是孩子的⽗亲!”素敏姊当年的心境,如今我们更加感受得到。 何况,我们今天以配偶的⾝份“依法”提起“立独上诉”虽然与我们丈夫的意思相反,但与他们追求主民、人权的立场与原则,并不相悖;我们今天的决定,不过是在行使我们家庭內部的主民原则,以及“刑事诉讼法”所赋予被告配偶的基本人权而已。相信,我们的丈夫自会尊重我们的抉择,同时也期盼社会各界,继续给予密切的关注与支持。 三位被告家属说她们“深知”她们的丈夫不上诉“做法自有其政治上的崇⾼意义”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认为她们本就不“深知”因为她们如果“深知”她们怎么可以在丈夫们走上前去的崇⾼时刻,不紧追上前,走在丈夫⾝边,反倒停下来扯后腿?这种荒唐的“立独上诉”是十⾜扯后腿的行为,怎么巧辩都没用、怎么美化也没用,神智清明的人,是绝不相信的(当然神智清明的人,也绝不相信这种行为她们丈夫事先不知情、也绝不相信事先不能控制,因为这些丈夫都是有能力左右“家庭內部的主民原则”的)! 三位被告家属还引出方素敏的“好汉”与“只是孩子的⽗亲”对立论,更十⾜显出她们的妇人之见,她们真是不识大体也不明大义的!她们这种“心境”十⾜会给有“崇⾼意义”的丈夫一种背腹受敌的感觉——前有老K,后有“哭哭啼啼的子”这种困境下,再要陈⽔扁他们不三心两意,又岂可得乎? 当然,从的问题与“预备”不⾜的问题观点看,我们不会全怪三位被告家属,她们还需要再教育。邓维桢说“甘地很幸运没有哭哭啼啼的子”这话是错误的。因为在甘地抛弃律师职位、义无反顾的参与立独⾰命的时候,他的子实在也哭哭啼啼过,要他“只是孩子的⽗亲”而不做他妈的“好汉”但甘地深识大体也深明大义,他的坚决,感化了子,最后他的子且死在狱中,成了最伟大的印度女。这样看来,三位被告家属的错误,其实与三位被告本⾝的不够坚决有关,需要再教育的,显然不止三位家属了。 最不可原谅的,是“蓬莱岛案”上诉不上诉的纠中,一些外人士的一些混蛋话。什么“尊重家属的意愿”啦、什么“尊重家属本⾝的选择”啦、什么“家属们上诉,实际是开辟第二战场”啦、什么“见仁见智”啦、什么“拒绝固然是抗议,上诉却也未见得是妥协,端看今后如何走法”啦…真是混蛋得别有居心、混蛋得气人!邓维桢说这是“短视和无知”是最客气的说法。因为希望上诉这一事实出现,本是完全符合国民利益的。二月二⽇国民同路人《雷声》周刊透露: 正当家属们犹豫不决的时候,有关情治单位也感到事态的严重,除了海外舆论的重大庒力外,陈⽔扁“人权行军”的计划一旦付诸实施,盛况可期,难免不发生或多或少的社会秩序问题。于是,许多情治机构纷纷派出人马,通过各种管道,进行“沟通协调”的疏导工作,希望劝说家属们立独提出上诉。 这一报道,十⾜说明了上诉究竟符合了谁的利益。“刑事诉讼法”明定配偶“得为被告之利益立独上诉”但上诉、上诉,上诉到头来,得为的利益却是国民的,这一上诉的不识大体与不明大义,还不清楚吗?一些外人士说的那些话,岂不全是混蛋话吗? 写到这里,我要重新引喻“曾子易箦”的故事。曾子临死的时候,他的学生乐正子舂、儿子曾元、曾申,都环绕在边,一个童子在墙角举着蜡烛,忽然说:“华而!大夫之箦与!”(“好漂亮啊!是大夫用的席子嘛!”)乐正子舂申诉他,说:“止!”(“你不要多嘴!”)可是曾子吃了一惊,问说什么,童子又说:“华而!大夫之箦与!”曾子听清楚了,说:“然!斯季孙之赐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箦!”(“是大夫的席子!是鲁国大夫季孙送给我的,我没来得及换〔我不是大夫,依礼不得用大夫的席子〕。曾元!扶起我来换席子!”)曾元说:“爸爸现在病成这样子,不可以移动,明天再说吧。”可是曾子不肯,曾子说:“尔之爱我也,不如彼!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你们爱我,实在比不上这小孩子!君子是用大义爱人;小人却不讲大义,只会用姑息手段爱得人去做错事。我现在还求什么呢?我只求守原则而死,就好了!”)曾子说过以后,就来换席子,刚换过去,还没躺好,就死了! 这个伟大的“曾子易箦”的故事,告诉了我们:“君子之爱”与“细人之爱”的分际何在。“蓬莱岛案”的前前后后,都牵涉到“君子之爱”与“细人之爱”的分际(“细人之爱”中包含“妇人之爱”),在这种分际中,大家一不小心就会从“崇⾼意义”上滑落,这是很令人痛心的。唯一检定的标准没有别的,只有时时把握这一分际,而继续走上前去。在前进的过程中,人难免失、难免动摇、难免犯错,但是知过能改,也就可以成为后事之师。強辩、曲解与遮盖,都是不好的、要不得的。外人士勉乎哉!(一九八五年二月九⽇午) UmuXs.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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