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自选集手打全文字_孤独的价值

书号:44353 时间:2017/11/24 字数:4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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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很有兴味地读完了英国医生安东尼·斯托尔所著的《孤独》一书。在我的概念中，孤独是一种具有形而上意味的人生境遇和体验，为哲学家、诗人所乐于探究或描述。我曾担心，一个医生研究孤独，会不会有职业偏见，把它仅仅视为一种病态呢？令我満意的是，作者是一位有着相当人文修养的精神科医生，善于把开阔的人文视野和精到的专业眼光结合起

　　来，因此不但没有抹杀、反而更有说服力地揭示了孤独在人生中的价值，其中也包括它的心理治疗作用。

　　事实上，精神科医学的传统的确是把孤独仅仅视为一种病态的。按照这一传统的见解，亲密的人际关系是精神健全的最重要标志，是人生意义和幸福的主要源泉甚至惟一源泉。反之，一个成人倘若缺乏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的能力，便表明他的精神成

进程受阻，亦即存在着某种心理疾患，需要加以治疗。斯托尔写这本书的主旨正是要反对这种偏颇

，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內为孤独”正名“。他在肯定人际关系的价值的同时，着重论证了孤独也是人生意义的重要源泉，对于具有创造天赋的人来说，甚至是决定

的源泉。

　　其实，对孤独的贬损并不限于今天的精神科医学领域。早在《伊利亚特》中，荷马已经把无家无邦的人斥为自然的弃物。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据以发挥，断言人是最合群的动物，接着说出了一句名言：“离群索居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这话本⾝说得很漂亮，但他的用意是在前半句，拉扯开来大做文章，庒

儿不再提后半句。后来培

引用这话时，⼲脆说只有前半句是真理，后半句纯属琊说。既然连某些大哲学家也对孤独抱有成见，我就很愿意结合着读斯托尔的书的心得，来说一说我对孤独的价值的认识。

　　二

　　

往和独处原是人在世上生活的两种方式，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两种方式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是比例很不相同罢了。由于

格的差异，有的人更爱

往，有的人更喜独处。人们往往把

往看作一种能力，却忽略了独处也是一种能力，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是比

往更为重要的一种能力。反过来说，不擅

际固然是一种遗憾，不耐孤独也未尝不是一种很严重的缺陷。

　　从心理学的观点看，人之需要独处，是为了进行內在的整合。所谓整合，就是把新的经验放到內在记忆中的某个恰当位置上。惟有经过这一整合的过程，外来的印象才能被自我所消化，自我也才能成为一个既‮立独‬又生长着的系统。所以，有无独处的能力，关系到一个人能否真正形成一个相对自⾜的內心世界，而这又会进而影响到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斯托尔引用温尼考特的见解指出，那种缺乏独处能力的人只具有“虚假的自我”因此只是顺从、而不是体验外部世界，世界对于他仅是某种必须适应的对象，而不是可以満⾜他的主观

的场所，这样的人生当然就没有意义。

　　事实上，无论活得多么热闹，每个人都必定有最低限度的独处时间，那便是睡眠。不管你与谁同睡，你都只能独自进⼊你的梦乡。同

异梦是一切人的命运，同时却也是大自然的恩典，在心理上有其必要

。据有的心理学家推测，梦具有与独处相似的整合功能，而不能正常做梦则可能造成某些精神疾患。另一个例子是居丧。对丧亲者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他人的同情和劝慰，而是在独处中顺变。正像斯托尔所指出的：“这种顺变的过程非常‮密私‬，因为事关丧亲者与死者之间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别人没有分享过，也不能分享。”居丧的本质是面对亡灵时“一个人內心孤独的深处所发生的某件事”如果人为地庒抑这个哀伤过程，则也会导致心理疾病。

　　关于孤独对于心理健康的价值，书中还有一些有趣的谈论。例如，对外界刺

作出反应是动物的本能“不反应的能力”则是智慧的要素。又例如“感觉过剩”的祸害并不亚于“感觉剥夺”总之，我们不能一头扎在外部世界和人际关系里，而放弃了对內在世界的整合。斯托尔的结论是：內在的心理经验是最奥妙、最有疗效的。容格后期专门治疗中年病人，他发现，他的大多数病人都很能适应社会，且有杰出的成就“中年危机”的原因就在于缺少內心的整合，通俗地说，也就是缺乏个

，因而仍然不免感觉人生的空虚。他试图通过一种所谓“个

化过程”的方案加以治疗，使这些病人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我怀疑这个方案是否当真有效，因为我不相信一个人能够通过心理治疗而获得他本来所没有的个

。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确定的，即个

以及基本的孤独体验乃是人生意义问题之思考的前提。

　　三

　　人类精神创造的历史表明，孤独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孕育、唤醒和

发了精神的创造力。我们难以断定，这一点是否对所有的人都适用，抑或仅仅适用于那些有创造天赋的人。我们至少应该相信，凡正常人皆有创造力的潜质，区别仅在量的大小而已。

　　一般而论，人的天

是不愿忍受长期的孤独的，长期的孤独往往是被迫的。然而，正是在被迫的孤独中，有的人的创造力意外地得到了发展的机会。一种情形是牢狱之灾，文化史上的许多传世名作就诞生在牢狱里。例如，波伊提乌斯的《哲学的慰藉》，莫尔的《纾解忧愁之对话》，雷利的《世界史》，都是作者在被处死刑之前的囚噤期內写作的。班扬的《天路历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也是在牢狱里酝酿的。另一种情形是疾病。斯托尔举了耳聋造成的孤独的例子，这种孤独反而

发了贝多芬、戈雅的艺术想像力。在疾病促进创作方面，我们可以续上一个包括尼采、普鲁斯特在內的长长的名单。太史公所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等等，也涉及了牢狱和疾病之灾与创作的关系，虽然他更多地着眼于苦难中的发愤。強制的孤独不只是造成了一种必要，迫使人把被庒抑的精力投于创作，而且我相信，由于牢狱或疾病把人同纷繁的世俗生活拉开了距离，人是会因此获得看世界和人生的一种新的眼光的，而这正是孕育出大作品的重要条件。

　　不过，对于大多数天才来说，他们之陷于孤独不是因为外在的強制，而是由于自⾝的气质。大体说来，艺术的天才，例如作者所举的卡夫卡、吉卜林，多是忧郁型气质，而孤独中的写作则是一种自我治疗的方式。如同一位作家所说：“我写忧郁，是为了使自己无暇忧郁。”只是一开始作为一种补偿的写作，后来便获得了‮立独‬的价值，成了他们乐在其中的生活方式。创作过程无疑能够抵御忧郁，所以，据精神科医生们说，只有那些创作力衰竭的作家才会找他们去治病。但是，据我所知，这时候的忧郁往往是不治的，这类作家的结局不是

　　潦倒便是‮杀自‬。另一类是思想的天才，例如作者所举的牛顿、康德、维特

斯坦，则相当自觉地选择了孤独，以便保护自己的內在世界，可以不受他人⼲扰地专注于意义和秩序的寻求。这种专注和气功状态有类似之处，所以，包括这三人在內的许多哲学家都长寿，也许不是偶然的。

　　让我回到前面所引的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一方面，孤独的精神创造者的确是野兽，也就是说，他们在社会

往的领域里明显地低于一般人的⽔平，不但相当无能，甚至有着难以克服的精神障碍。在社

场合，他们往往笨拙而且不安。有趣的是，人们观察到，他们倒比较容易与小孩或者动物相处，那时候他们会感到轻松自在。另一方面，他们却同时又是神灵，也就是说，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出和不很需要通常的人际

往了，对于他们来说，创造而不是亲密的依恋关系成了生活意义的主要源泉。所以，还是尼采说得贴切，他在引用了“离群索居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一语之后指出：亚里士多德“忽略了第三种情形：必须同时是二者——哲学家…”

　　四

　　孤独之为人生的重要体验，不仅是因为惟有在孤独中，人才能与自己的灵魂相遇，而且是因为惟有在孤独中，人的灵魂才能与上帝、与神秘、与宇宙的无限之谜相遇。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在

往中，人面对的是部分和人群，而在独处时，人面对的是整体和万物之源。这种面对整体和万物之源的体验，便是一种广义的宗教体验。

　　在世界三大宗教的创立过程中，孤独的经验都起了关键作用。释迦牟尼的成佛，不但是在出家以后，而且是在离开林中的那些苦行者以后，他是独自在雅那河畔的菩提树下连⽇冥思，而后豁然彻悟的。耶稣也是在旷野度过了四十天，然后才向人宣示救世的消息。穆罕默德在每年的斋月期间，都要到希拉山的洞窟里隐居。

　　我相信这些宗教领袖决非故弄玄虚。斯托尔所举的例子表明，在自愿的或被迫的长久独居中，一些普通人同样会产生一种与宇宙融合的“忘形的一体感”一种“与存在本⾝

谈”的体验。而且，曾经有过这种体验的人都表示，那些时刻是一生中最美妙的，对于他们的生活观念发生着永久的影响。一个人未必因此就要归依某一宗教，其实今⽇的许多教徒并没有真正的宗教体验，一个确凿的证据是，他们不是在孤独中、而必须是在寺庙和教堂里，在一种实质上是公众场合的仪式中，方能领会一点宗教的感觉。然而，这种所谓的宗教感，与始祖们在孤独中感悟的境界已经风马牛不相及了。

　　真正的宗教体验把人超拔出俗世琐事，倘若一个人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类似的体验，他的精神视野就未免狭隘。尤其是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这肯定是一种精神上的缺陷。一个恰当的例子是弗洛伊德。在与他的通信中，罗曼·罗兰指出：宗教感情的真正来源是“对永恒的一种感动，也就是一种无边无际的大洋似的感觉”弗洛伊德承认他毫无此种体验，而按照他的解释，所谓与世界合为一体的感觉仅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自欺，犹如婴儿在⺟怀中寻求‮全安‬感一样，属于精神退化现象。这位目光锐利的医生总是习惯于把一切精神现象还原成心理现象，所以，他诚然是一位心理分析大师，却终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思想家。

　　五

　　在斯托尔的书中，孤独的最后一种价值好像是留给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的。他写道：“虽然疾病和伤残使老年人在⾁体上必须依赖他人，但是感情上的依赖却逐渐减少。老年人对人际关系经常不大感兴趣，较喜

独处，而且渐渐地较专注于自己的內心。”作者显然是赞赏这一变化的，因为它有助于老年人摆脫对人世的依恋，为死亡做好准备。

　　‮国中‬的读者也许会提出异议。我们目睹的事实是，今天‮国中‬的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喜

集体活动，他们聚在一起扭秧歌，跳

谊舞，活得十分热闹，成为‮国中‬街头一大景观。然而，凡是到过欧美的人都知道，斯托尔的描述至少对于西方人是准确的，那里的老年人都很安静，绝无扎堆喧闹的癖好。他们或老夫老

作伴，或单独一人，坐在公园里晒太

，或者作为旅游者去看某处的自然风光。当然，我们不必在中西养老方式之间进行褒贬。老年人害怕孤独或许是情有可原的，孤独使他们清醒地面对死亡的前景，而热闹则可使他们获得暂时的忘却和逃避。问题在于，死亡终究不可逃避，而有尊严地正视死亡是人生最后的一项光荣。所以，我个人比较欣赏西方人那种平静度过晚年的方式。

　　对于精神创造者来说，如果他们能够活到老年，老年的孤独心境就不但有助于他们与死亡和解，而且会使他们的创作进⼊一个新的境界。斯托尔举了贝多芬、李斯特、巴赫、

拉姆斯等一系列作曲家的例子，证明他们的晚年作品都具有更加深⼊自己的精神领域、不太关心听众的接受的特点。一般而言，天才晚年的作品是更空灵、更超脫、更形而上的，那时候他们的灵魂已经抵达天国的门口，人间的好恶和批评与他们无关了。歌德从三十八岁开始创作《浮士德》，直到临死前夕即他八十二岁时才完成，应该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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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很有兴味地读完了英国医生安东尼·斯托尔所著的《孤独》一书。在我的概念中，孤独是一种具有形而上意味的人生境遇和体验，为哲学家、诗人所乐于探究或描述。我曾担心，一个医生研究孤独，会不会有职业偏见，把它仅仅视为一种病态呢？令我満意的是，作者是一位有着相当人文修养的精神科医生，善于把开阔的人文视野和精到的专业眼光结合起　　来，因此不但没有抹杀、反而更有说服力地揭示了孤独在人生中的价值，其中也包括它的心理治疗作用。　　事实上，精神科医学的传统的确是把孤独仅仅视为一种病态的。按照这一传统的见解，亲密的人际关系是精神健全的最重要标志，是人生意义和幸福的主要源泉甚至惟一源泉。反之，一个成人倘若缺乏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的能力，便表明他的精神成进程受阻，亦即存在着某种心理疾患，需要加以治疗。斯托尔写这本书的主旨正是要反对这种偏颇，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內为孤独”正名“。他在肯定人际关系的价值的同时，着重论证了孤独也是人生意义的重要源泉，对于具有创造天赋的人来说，甚至是决定的源泉。　　其实，对孤独的贬损并不限于今天的精神科医学领域。早在《伊利亚特》中，荷马已经把无家无邦的人斥为自然的弃物。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据以发挥，断言人是最合群的动物，接着说出了一句名言：“离群索居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这话本⾝说得很漂亮，但他的用意是在前半句，拉扯开来大做文章，庒儿不再提后半句。后来培引用这话时，⼲脆说只有前半句是真理，后半句纯属琊说。既然连某些大哲学家也对孤独抱有成见，我就很愿意结合着读斯托尔的书的心得，来说一说我对孤独的价值的认识。　　二　　往和独处原是人在世上生活的两种方式，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两种方式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是比例很不相同罢了。由于格的差异，有的人更爱往，有的人更喜独处。人们往往把往看作一种能力，却忽略了独处也是一种能力，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是比往更为重要的一种能力。反过来说，不擅际固然是一种遗憾，不耐孤独也未尝不是一种很严重的缺陷。　　从心理学的观点看，人之需要独处，是为了进行內在的整合。所谓整合，就是把新的经验放到內在记忆中的某个恰当位置上。惟有经过这一整合的过程，外来的印象才能被自我所消化，自我也才能成为一个既‮立独‬又生长着的系统。所以，有无独处的能力，关系到一个人能否真正形成一个相对自⾜的內心世界，而这又会进而影响到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斯托尔引用温尼考特的见解指出，那种缺乏独处能力的人只具有“虚假的自我”因此只是顺从、而不是体验外部世界，世界对于他仅是某种必须适应的对象，而不是可以満⾜他的主观的场所，这样的人生当然就没有意义。　　事实上，无论活得多么热闹，每个人都必定有最低限度的独处时间，那便是睡眠。不管你与谁同睡，你都只能独自进⼊你的梦乡。同异梦是一切人的命运，同时却也是大自然的恩典，在心理上有其必要。据有的心理学家推测，梦具有与独处相似的整合功能，而不能正常做梦则可能造成某些精神疾患。另一个例子是居丧。对丧亲者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他人的同情和劝慰，而是在独处中顺变。正像斯托尔所指出的：“这种顺变的过程非常‮密私‬，因为事关丧亲者与死者之间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别人没有分享过，也不能分享。”居丧的本质是面对亡灵时“一个人內心孤独的深处所发生的某件事”如果人为地庒抑这个哀伤过程，则也会导致心理疾病。　　关于孤独对于心理健康的价值，书中还有一些有趣的谈论。例如，对外界刺作出反应是动物的本能“不反应的能力”则是智慧的要素。又例如“感觉过剩”的祸害并不亚于“感觉剥夺”总之，我们不能一头扎在外部世界和人际关系里，而放弃了对內在世界的整合。斯托尔的结论是：內在的心理经验是最奥妙、最有疗效的。容格后期专门治疗中年病人，他发现，他的大多数病人都很能适应社会，且有杰出的成就“中年危机”的原因就在于缺少內心的整合，通俗地说，也就是缺乏个，因而仍然不免感觉人生的空虚。他试图通过一种所谓“个化过程”的方案加以治疗，使这些病人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我怀疑这个方案是否当真有效，因为我不相信一个人能够通过心理治疗而获得他本来所没有的个。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确定的，即个以及基本的孤独体验乃是人生意义问题之思考的前提。　　三　　人类精神创造的历史表明，孤独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孕育、唤醒和发了精神的创造力。我们难以断定，这一点是否对所有的人都适用，抑或仅仅适用于那些有创造天赋的人。我们至少应该相信，凡正常人皆有创造力的潜质，区别仅在量的大小而已。　　一般而论，人的天是不愿忍受长期的孤独的，长期的孤独往往是被迫的。然而，正是在被迫的孤独中，有的人的创造力意外地得到了发展的机会。一种情形是牢狱之灾，文化史上的许多传世名作就诞生在牢狱里。例如，波伊提乌斯的《哲学的慰藉》，莫尔的《纾解忧愁之对话》，雷利的《世界史》，都是作者在被处死刑之前的囚噤期內写作的。班扬的《天路历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也是在牢狱里酝酿的。另一种情形是疾病。斯托尔举了耳聋造成的孤独的例子，这种孤独反而发了贝多芬、戈雅的艺术想像力。在疾病促进创作方面，我们可以续上一个包括尼采、普鲁斯特在內的长长的名单。太史公所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等等，也涉及了牢狱和疾病之灾与创作的关系，虽然他更多地着眼于苦难中的发愤。強制的孤独不只是造成了一种必要，迫使人把被庒抑的精力投于创作，而且我相信，由于牢狱或疾病把人同纷繁的世俗生活拉开了距离，人是会因此获得看世界和人生的一种新的眼光的，而这正是孕育出大作品的重要条件。　　不过，对于大多数天才来说，他们之陷于孤独不是因为外在的強制，而是由于自⾝的气质。大体说来，艺术的天才，例如作者所举的卡夫卡、吉卜林，多是忧郁型气质，而孤独中的写作则是一种自我治疗的方式。如同一位作家所说：“我写忧郁，是为了使自己无暇忧郁。”只是一开始作为一种补偿的写作，后来便获得了‮立独‬的价值，成了他们乐在其中的生活方式。创作过程无疑能够抵御忧郁，所以，据精神科医生们说，只有那些创作力衰竭的作家才会找他们去治病。但是，据我所知，这时候的忧郁往往是不治的，这类作家的结局不是　　潦倒便是‮杀自‬。另一类是思想的天才，例如作者所举的牛顿、康德、维特斯坦，则相当自觉地选择了孤独，以便保护自己的內在世界，可以不受他人⼲扰地专注于意义和秩序的寻求。这种专注和气功状态有类似之处，所以，包括这三人在內的许多哲学家都长寿，也许不是偶然的。　　让我回到前面所引的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一方面，孤独的精神创造者的确是野兽，也就是说，他们在社会往的领域里明显地低于一般人的⽔平，不但相当无能，甚至有着难以克服的精神障碍。在社场合，他们往往笨拙而且不安。有趣的是，人们观察到，他们倒比较容易与小孩或者动物相处，那时候他们会感到轻松自在。另一方面，他们却同时又是神灵，也就是说，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出和不很需要通常的人际往了，对于他们来说，创造而不是亲密的依恋关系成了生活意义的主要源泉。所以，还是尼采说得贴切，他在引用了“离群索居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一语之后指出：亚里士多德“忽略了第三种情形：必须同时是二者——哲学家…” 　　四　　孤独之为人生的重要体验，不仅是因为惟有在孤独中，人才能与自己的灵魂相遇，而且是因为惟有在孤独中，人的灵魂才能与上帝、与神秘、与宇宙的无限之谜相遇。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在往中，人面对的是部分和人群，而在独处时，人面对的是整体和万物之源。这种面对整体和万物之源的体验，便是一种广义的宗教体验。　　在世界三大宗教的创立过程中，孤独的经验都起了关键作用。释迦牟尼的成佛，不但是在出家以后，而且是在离开林中的那些苦行者以后，他是独自在雅那河畔的菩提树下连⽇冥思，而后豁然彻悟的。耶稣也是在旷野度过了四十天，然后才向人宣示救世的消息。穆罕默德在每年的斋月期间，都要到希拉山的洞窟里隐居。　　我相信这些宗教领袖决非故弄玄虚。斯托尔所举的例子表明，在自愿的或被迫的长久独居中，一些普通人同样会产生一种与宇宙融合的“忘形的一体感”一种“与存在本⾝谈”的体验。而且，曾经有过这种体验的人都表示，那些时刻是一生中最美妙的，对于他们的生活观念发生着永久的影响。一个人未必因此就要归依某一宗教，其实今⽇的许多教徒并没有真正的宗教体验，一个确凿的证据是，他们不是在孤独中、而必须是在寺庙和教堂里，在一种实质上是公众场合的仪式中，方能领会一点宗教的感觉。然而，这种所谓的宗教感，与始祖们在孤独中感悟的境界已经风马牛不相及了。　　真正的宗教体验把人超拔出俗世琐事，倘若一个人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类似的体验，他的精神视野就未免狭隘。尤其是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这肯定是一种精神上的缺陷。一个恰当的例子是弗洛伊德。在与他的通信中，罗曼·罗兰指出：宗教感情的真正来源是“对永恒的一种感动，也就是一种无边无际的大洋似的感觉”弗洛伊德承认他毫无此种体验，而按照他的解释，所谓与世界合为一体的感觉仅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自欺，犹如婴儿在⺟怀中寻求‮全安‬感一样，属于精神退化现象。这位目光锐利的医生总是习惯于把一切精神现象还原成心理现象，所以，他诚然是一位心理分析大师，却终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思想家。　　五　　在斯托尔的书中，孤独的最后一种价值好像是留给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的。他写道：“虽然疾病和伤残使老年人在⾁体上必须依赖他人，但是感情上的依赖却逐渐减少。老年人对人际关系经常不大感兴趣，较喜独处，而且渐渐地较专注于自己的內心。”作者显然是赞赏这一变化的，因为它有助于老年人摆脫对人世的依恋，为死亡做好准备。　　‮国中‬的读者也许会提出异议。我们目睹的事实是，今天‮国中‬的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喜集体活动，他们聚在一起扭秧歌，跳谊舞，活得十分热闹，成为‮国中‬街头一大景观。然而，凡是到过欧美的人都知道，斯托尔的描述至少对于西方人是准确的，那里的老年人都很安静，绝无扎堆喧闹的癖好。他们或老夫老作伴，或单独一人，坐在公园里晒太，或者作为旅游者去看某处的自然风光。当然，我们不必在中西养老方式之间进行褒贬。老年人害怕孤独或许是情有可原的，孤独使他们清醒地面对死亡的前景，而热闹则可使他们获得暂时的忘却和逃避。问题在于，死亡终究不可逃避，而有尊严地正视死亡是人生最后的一项光荣。所以，我个人比较欣赏西方人那种平静度过晚年的方式。　　对于精神创造者来说，如果他们能够活到老年，老年的孤独心境就不但有助于他们与死亡和解，而且会使他们的创作进⼊一个新的境界。斯托尔举了贝多芬、李斯特、巴赫、拉姆斯等一系列作曲家的例子，证明他们的晚年作品都具有更加深⼊自己的精神领域、不太关心听众的接受的特点。一般而言，天才晚年的作品是更空灵、更超脫、更形而上的，那时候他们的灵魂已经抵达天国的门口，人间的好恶和批评与他们无关了。歌德从三十八岁开始创作《浮士德》，直到临死前夕即他八十二岁时才完成，应该不是偶然的。　　199710 ＵmｕＸs.Ｃ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