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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小说网 > 综合其它 > 龙纹身的女孩 作者:史迪格·拉森 | 书号:44382 时间:2017/11/24 字数:77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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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莎兰德是个普通公民,她很可能一离开毕尔曼的办公室便立刻上警局指控他強暴。她脖子上的淤青,还有⾝体和⾐服上所残留的精经过DNA鉴定,都能定他的罪。即使律师宣称是她想要的或她引的或強暴犯惯用的其他借口,他也会因为违反太多监护规定,而立刻被剥夺对她的监护权。检举的结果,莎兰德可能会被指派一名精通侵罪的律师,接下来便可能谈论到真正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她为什么会被判定为法定失能。 自一九八九年起“法定失能”一词便不再适用于成人。 社会福利保护机制可分为两个层级:一是受托,一是监护。 当有人因各种理由无法照理⽇常生活、付账单,或妥善照顾自己的健康时,受托人便会主动出面协助。指定的受托人通常是亲戚或好友。如果当事人没有亲近的人,便由社会福利机关指派。受托可以说是比较和缓的监护形式,受托的当事人——亦即被判定失能者——仍可管理自己的资产,也可与受托人协商作出决定。 监护则是进行较为严格的控制,当事人无权管理自己的金钱,在许多事情上也无权作决定。书面文字明确写道:监护人得以接管当事人的所有法定权力。 在瑞典,大约有四千人受到监护,而最常见的理由是罹患精神病,或精神病加上严重酗酒或昅毒。还有一小群人是因为患了痴呆症。许多受监护的人都十分年轻——顶多三十五岁。莎兰德便是其中之一。 剥夺一个人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亦即对行银户头的控制权——是主民政治对人权,尤其是年轻人的人权最大的侵害之一。因此监护权的问题有可能成为敏感的政治议题,因而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并由监护局控管。这个局隶属郡府政,并受国会监察专员监督。 大多时候,监护局都是在困难的情况下执行任务。但由于该局处理的议题敏感,因此上媒体的申诉或丑闻事件少之又少。 偶尔有一些报告指控受托人或监护⼊侵呑基金,或卖掉当事人的共管式公寓中私囊。这些案例之所以不多,可能有两个原因:或许该局将工作做得很令人満意,也或许当事人没有机会申诉,也没有可靠的渠道让媒体或当局听到他们的声音。 监护局理应每年进行核查,看看有无任何⾜以撤销监护权的理由。由于莎兰德始终不肯接受精神疾病检查——她甚至不肯礼貌地向老师道早安——有关当局自然从未找到改变决定的理由。于是她只能一直维持现状,年复一年地受监护权约束。 然而,法律明文规定监护权的行使“须视个案而定”潘格兰将此解读为莎兰德可以照顾自己的金钱和生活。他小心翼翼地按照有关单位的要求,每个月报告,每年还会总评一次。在其他方面,他对待莎兰德与一般正常人无异,也不会⼲涉她生活方式与友的选择。他认为不管是他或社会都无权决定这个年轻女孩应不应该穿鼻环,或应不应该在脖子上刺青。他面对地方法院态度仍是如此固执,正是他们能处得来的原因之一。 只要潘格兰还担任她的监护人,莎兰德从来不太注意自己的法律地位。 莎兰德和一般正常人不同。她对法律的认识很耝浅——这门学科她始终没机会深⼊研究,对察警的信任更几乎等于零。对她而言,察警是多年来不断地逮捕她、羞辱她的敌对势力。她最后一次和察警打道是在前一年五月,从约特路正要回米尔顿安保公司的路上。冷不防地,她眼前出现一个戴着防护面罩的防暴察警。她虽然没有任何挑衅行为,对方还是拿警打她的肩膀。她第一个自然反应就是用手上的可乐瓶,展开猛烈反击,察警则趁着还没被她打伤前转⾝跑了。后来她才知道“还我街道”团体正在那条路稍远处示威行游。 她想都没想过要进警局向那些戴面罩的禽兽报案,指控毕尔曼侵扰。何况,她该怎么说呢?毕尔曼摸她的部?任何一个警员都会看看她,然后认定以她那么小的部,这种事实在不可能发生。就算真的发生了,她也应该因为有人看得起她而感到自豪。至于替他xx的部分——诚如他所提出的警告,他们俩得对质,而以她的经验看来,其他人的话总是比她的有分量。所以不能找察警。 她离开毕尔曼的办公室后,回家冲了个澡,吃了两个啂酪酸⻩瓜三明治,然后坐到客厅那张破旧又凹凸不平的沙发上细细思索。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她当时没有反应就是她自己的错——说不定这也再次显示她太不正常,以至于连被強暴也无法引发适当的情绪反应。 她的友圈不大,也没有任何住在郊区、受到保护的中产阶级友人。但在莎兰德満十八岁时,她所认识的女孩当中没有一个不曾被強迫进行某种行为。这些侵扰多半来自稍微年长的男友,他们会用某种程度的蛮力让自己得逞。据莎兰德所知,这些事故导致的结局只有哭泣与暴怒,从未牵扯上警方的笔录。 在她的世界里,这是世事的自然法则。⾝为女孩的她是合法的猎物,尤其她又穿着破旧的黑⽪夹克,眉⽑上穿洞,⾝上刺青,而且毫无社会地位。 发牢埋怨也没用。 但话说回来,毕尔曼律师也不能不受点教训。莎兰德从未忘记过任何不公之事,而以她的个是绝不会原谅的。 但她的法律地位很⿇烦。她打从有记忆以来,就被视为顽劣且具有无来由的暴力倾向。她档案簿中的第一篇报告来自小学学校护士的记录。莎兰德因为殴打同学,还推他去撞外套挂钩害他流⾎,而被送回家去。现在想起那个被害者她还觉得气恼——一个名叫戴维·古斯塔夫森的小胖子,老爱捉弄她,拿东西丢她,长大想必也是个霸王。那时候她不知道什么叫“扰”但当她第二天回到学校,男孩便威胁要报复。于是她猛然向他挥出右拳,且因手中握着⾼尔夫球力道更猛——结果他流了更多⾎,而她的档案簿也多记上一笔。 学校里社互动的规则总是令她感到惑。她只管自己的事,从不⼲涉周遭任何人做什么。可是偏偏就有人不肯放过她。 上中学之后,她有几次因为和同学打架被送回家。她班上比她壮得多的男孩很快就记取教训,知道和那个瘦巴巴的女孩打架恐怕占不到便宜:和班上其他女孩不同的是,她从不退缩,也会毫不犹豫地用拳头或任何手边可取得的武器保护自己。她随时随地都是一副宁可被打死也不受任何委屈的样子。 而且她有仇必报: 有一回,莎兰德和一个⾼大、強壮许多的男孩打了起来,体型上她完全吃亏。起初男孩只是好玩地将她推倒在地几次,后来见她企图反击便打她耳光,但一点效果也没有。尽管他壮得多,这个蠢女孩仍不断攻击他,过了一会儿连他的同学也开始意识到不能让他们俩再打下去了。很明显地,她本无力对抗,因此下场惨不忍睹。最后男孩一拳打中她的脸,她嘴裂开、眼冒金星。他们就把她丢在体育馆后面的地上、她在家休息两天,第三天早上她拿了一支球,一见到殴打她的男孩便朝他的耳朵挥击。结果她被叫到校长室,校长决定以伤害罪向警方报案,后来还展开特殊的社会福利调查。 她的同学觉得她疯了,便将她当疯子对待,老师们对她也几乎不感到同情。她一直不多话,在老师眼中她成了一个从不举手发问、老师提问时也经常不回答的学生。谁也不知道她是不知道答案,或有其他原因,总之是反映在成绩上了。她无疑是有问题,但尽管老师们开会时经常讨论到她,却是谁也不想为这个顽劣的女孩负责。于是到头来老师们便对她视而不见,让她沉静默地坐在一旁。 她转到另一所中学时,连一个可以道别的朋友都没有。一个不受喜爱、行为怪异的女孩。 后来,当她即将进⼊青舂期时“天大恶行”发生了,这事她并不愿意多想。最后一次爆发设立了范例,使得小学的档案簿內容再次被拿出来评估。此后她就被法律认定为…疯子。一个怪胎。莎兰德本不需要任何文件证明就知道自己与众不同。不过只要潘格兰担任她的监护人一天,她对这些事便不感到困扰;如果有必要,她可以将他玩弄于股掌间。 如今出现这个毕尔曼,她受监护的事实恐怕会成为她生活上⿇烦的负担。无论她找谁,都会遇到陷阱,万一她打输这场仗怎么办?她会被送进精神病院吗?会被关起来吗?其实别无选择。 当晚稍晚,当西西莉亚和布隆维斯特两腿静静地躺在一起,西西莉亚的部就贴在他⾝侧时,她抬头看着他说道: “谢谢你。已经好久了,而且你也不错。” 他微微一笑。虽然幼稚,但这种恭维总是听得舒服。 “很意外,但我很享受。” “我很乐意再来一遍。”西西莉亚说:“如果你想的话。” 他看着她。 “你该不会是想要一个情夫吧?” “一个备用情夫。”西西莉亚回答。“不过你得回家睡觉,我不希望我早上醒来还没做运动、化妆之前看见你在这里。你最好也不要告诉村里的人我们的事。” “我怎么可能!”布隆维斯特说。 “我尤其不希望让伊莎贝拉知道。她这个人很⿇烦。” “却住得离你最近…我遇过她。” “是呀,幸好从她家看不到我的前门。麦可,请保守秘密。” “我会的。” “谢谢你。你喝酒吗?” “偶尔。” “我好想来一点⽔果味的杜松子酒,你要吗?” “好啊。" 她用单裹住⾝子下楼。当她端着一壶冰⽔、两杯杜松子酒和柠檬回来时,布隆维斯特正光着⾝子站在她的书架前浏览。他们⼲了一杯。 “你为什么会过来?”她问道。 “没什么特别原因。我只是…” “你本来坐在家里,翻阅亨利的调查资料,然后忽然跑过来。就算不是绝顶聪明的人也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看过那些资料吗?” “一部分。我整个成年生活都和它同在。只要和亨利在一起,就不可能不受海莉失踪疑案的影响。” “这的确是个会让人⼊的案子。我认为这是发生在一座岛上的所谓密室悬案。所有的调查似乎都不依循正常逻辑。每个问题都没有答案,每条线索最后都变成死胡同。” “这种事会让人沉溺其中。” “那天你也在岛上。” “对,我在,也目击到整个的情形。当时我在斯德哥尔摩读书,那个周末我要是待在家里就好了。” “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对她的看法似乎天差地别。” “这是不列⼊记录还是…?” “不列⼊记录。” “我完全不知道海莉心里在想什么。你想问的肯定是她的最后一年吧?她一下是个疯疯癫癫的宗教狂,一下又浓妆抹、穿上紧⾝⽑线衫去上学。她显然非常不快乐。但我说了,我当时不住在这里,只是从别人口中听说。” “问题的起因何在?” “八成是戈弗里和伊莎贝拉。他们的婚姻本是胡闹,不是狂作乐就是争吵。倒不会打架——戈弗里不是会打人的人,他甚至有点怕伊莎贝拉。她发起脾气来很可怕。大约在六十年代初,戈弗里便几乎长年住在他的小屋里,而伊莎贝拉则从来不去。有时候他会出现在村里,活像个流浪汉。后来他清醒了,再次穿得整整齐齐,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难道没有人想帮海莉吗?” “就是亨利呀!最后她搬进他家。不过你别忘了他还忙着扮演大企业家的角⾊。他经常出远门,没有太多时间陪海莉和马丁。这些情形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本来在乌普萨拉,后来又到斯德哥尔摩。告诉你吧,我有哈洛德这个⽗亲,童年也不好过。事后想想,我发现问题在于海莉从未向任何人吐露心事。她很努力地做表面功夫,假装他们是个幸福的大家庭。” “否认心理。” “没错。但她⽗亲淹死后她就变了,她无法再假装没事。在此之前她都…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非常有天分而早,但整体说来还是个相当平凡的青少年。在那最后一年,她依然表现杰出,所有试考成绩顶尖等等,但却像是没有灵魂一样。” “她⽗亲是怎么淹死的?” “原因再简单不过了,从小屋底下的划桨船上落⽔。他的裆开着,⾎里的酒精浓度⾼得离谱,不用想也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是马丁发现的。” “这个我不知道。” “真有趣,马丁竟然成了一个真的很不错的人。如果你在三十五年前问我,我会说这家里需要接受心理治疗的人是他。” “为什么?” “海莉并不是唯一受磨折的人。许多年来,马丁都非常安静內向,甚至到孤僻的地步。这两个孩子都过得很辛苦。其实我们都一样。我和我⽗亲也有问题——我想你应该知道他是十⾜的疯子。我妹妹阿妮塔有同样问题,我的堂兄弟亚历山大也是。范耶尔家族里的年轻人都不好过。” “你妹妹后来怎么样了?” “她现在住在伦敦。她七十年代到那儿在一家瑞典旅行社工作,就住了下来。她嫁人不久便分手,一直没有把那个人介绍给家人认识现在她是英国航空的资深经理。我和她处得不错,但不常联络,也大概每两年才见一次面。她从未来过赫德史塔。” “为什么?” “有个发疯的⽗亲,这个理由还不够吗?” “可是你留下了。” “是呀,还有我哥哥毕耶。” “那个政治人物。” “你在嘲笑我吗?毕耶的年纪比我和阿妮塔都大,我们一直不是很亲近。在他自己看来,他是个重要得不得了的政治人物,只要保守派能赢,他就有机会进⼊国会,说不定还能⼊阁。事实上,他只是瑞典乡下一个平庸的地方议员,而且这很可能就是他职业生涯的⾼峰与终点了。” “范耶尔家族有一点让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你们都彼此看不起。” “不完全是,我就很喜马丁和亨利。而且尽管很少见面,我和妹妹也一直相处愉快。我很讨厌伊莎贝拉,也受不了亚历山大,更从未和我⽗亲说过话。所以大概是一半一半吧。毕耶呢…应该算是个自以为是的笨蛋,人倒不坏。不过我懂你的意思。我想应该这么说:⾝为范耶尔家族的人,很早就懂得说出心里话。我们的确是想什么说什么。” “可不是嘛,我发现你们全都很直截了当。”布隆维斯特伸手去摸她的部。 “我才来不到十五分钟,你就进攻了。” “老实说,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对你的上功夫很好奇。试试准没错。” 莎兰德生平第一次強烈感觉到需要征询他人意见。问题是征询某人意见就得吐露心事,也就等于要怈露她的秘密。该找谁呢?她实在不善于与他人建立关系。 将电话簿默想一遍后,严格说来有十个人可以视为人。 她可以找“瘟疫”他多少一直都存在她的生活当中。但他绝对不是朋友,也是最不可能帮得了她的人。他不行。 莎兰德的生活并不像她让毕尔曼误以为的那么单纯,而且发生关系一向(或至少大多时候)都是由她设定条件、采取主动。自十五岁起,她的伴侣已超过五十人,平均大约每年五人,这对一个将爱视为悦愉消遣的单⾝女孩而言并不算过分。可是这些逢场爱做多半发生在两年的时间里,当时正是她即将成年之前的混时期。 莎兰德曾有一度面临重大的抉择关头,却茫茫然不知该如何掌控自己的生活——因为她的未来可能只是另一连串关于品毒、酒精与精神病院強制收容的档案数据。当她満二十岁,开始在米尔顿安保工作后,她觉得自己已略微冷静下来,并掌握住自己的生活。 她觉得再也不必去讨好任何在酒馆里请她喝三杯啤酒的人,也不再因为和某个喝醉酒、名字也记不得的人回家而有丝毫成就感。过去一年间,她只有过一个固定的伴侣,几乎已称不上生活复杂——她青少年末期的档案数据曾如此标注。 她发生行为的对象多半是一群行为放的友人之一,她和他们其实不算是一伙人,但因为认识席拉·诺伦而被他们接纳。 她是在青少年末期结识席拉,当时由于拗不过潘格兰的坚持,她正试着要完成成人教育学校的学业。席拉一头枣红⾊头发、黑⾊挑染,穿着黑⾊⽪,穿了鼻环,带上的铆钉和莎兰德一样多。上第一堂课时,她们俩猜疑地彼此互瞪。 莎兰德也不知道为什么,她们就开始混在一块了。莎兰德不是好相处的人,尤其在那几年,但席拉不管她的沉默,硬是拉着她上酒吧。透过席拉介绍,她成了“琊恶手指”①一员,这原本是安斯基得四名热爱硬式摇滚的少女所组成的郊区乐团。十年后,她们成了一群每星期二聚在“磨坊”酒吧,一面大喝啤酒一面骂男生是废物,并谈论女权主义、五芒星、音乐与政治的朋友。她们也并未辜负这个团名。 莎兰德发觉自己很难融⼊其中,也很少发表意见,但她们都能接受这样的她。她可以随兴来去,整晚默默坐着喝自己的啤酒也无所谓。她们还会邀她参加生⽇宴会和圣诞甜酒派对,只不过她通常都没去。 在她和“琊恶手指”来往的五年期间,其他女孩都起了变化:头发颜⾊变得比较不鲜刺眼,买⾐服也较常上H&M而非Myrorna二手成⾐店。她们或是读书或是工作,还有一个当了⺟亲。莎兰德觉得只有自己毫无改变,这或许也能解释成她一直滞留在原地。 不过她们还是可以玩得很⾼兴。如果说有什么地方能让她有归属感,那就是和“琊恶手指”在一起,此外还连带那些与女孩们为友的男生。 “琊恶手指”会倾听,也会为她⾝而出,但她们不知道她被地方法院判定为“精神异常”她不希望她们以误解的眼光看待自己。她们不行。 除此之外,她的电话簿上一个昔⽇同窗都没有。她没有任何人脉或支持团体或政治渠道。那么她该找谁诉说她的问题呢? 也许有一个人。对于该不该向阿曼斯基吐露,她慎重考虑了许久。他说过只要她需要任何协助,可以马上找他。她很确定他是真心的。 阿曼斯基电摸抚过她一次,但他很友善、没有恶意,不是为了展示权力:但她却不太愿意找他帮忙。他是她的老板,这么一来她就欠他一份人情。莎兰德不经意地想到,如果她的监护人是阿曼斯基而非毕尔曼,自己的人生又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主意倒也不错,只不过阿曼斯基可能会太当一回事,以至于过度关注而让她不过气。他呀…也可行吧。 虽然她很清楚妇女庇护中心的功能,却从未想过前去求助。在她眼里,庇护中心是为受害者成立的,而她从不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因此她仅剩的选择便是一如既往——自己的问题靠自己解决。这样绝对可行。 看来毕尔曼律师的未来堪虑—— 注释: ①一种摇滚手势,又称“魔鬼之角” uMUxS.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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